“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概念,正是由于实现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颠倒、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伟大的变革。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概念是在多种相似但却并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上被使用的,如“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等等。概括地说,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市民社会”一词的主要含义有广狭两种:广义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而形成的物质关系,这种物质关系的具体载体为现实的个人为追求私人利益通过普遍交换的方式而组成的社会组织（在西方理论语境中主要指资产阶级社会组织）。本文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和论述,是在后一种含义上展开的。长期以来,学界对市民社会的把握具有多种形式,在市民社会的概念史梳理、市民社会功能的一般性分析、马克思论述市民社会的相关文本的解读、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变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上述研究中也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轻视对现实的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细致研究的倾向。事实上,现实的市民社会发展恰恰构成上述理论研究的真正基础。因而,如果撇开现实的市民社会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而仅仅讨论相关概念、相关文本抑或是仅仅讨论一般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一般时,我们的理论研究很可能就划入到与唯物史观相悖的教条主义中去了,进而这些研究之于当代全球资产阶级社会新变化的洞察力、之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亟需回到唯物史观把握市民社会的基本方式,从抽象把握、一般把握转向历史把握,深入到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具体阶段来深刻把握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以唯物史观把握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经典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所指认）以及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分别对应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形成、转型和新变化。贯穿于市民社会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线索是资本主导形态的演变,而资本主导形态的演变则是资本创新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面对历史变化着的价值增殖环境,资本必然要通过不断创新来调整主导性的积累方式,进而推动资本主导形态的演变。资本主导形态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演变,催生了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样态的发展变化,并决定市民社会发展必然呈现出从“形成-发展-崛起-衰落-消亡”的“抛物线”式的历史轨迹。在其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发展和社会的公共性发展必然呈现出与之相反的U字型的历史轨迹。现代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演变的最终结果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其中,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最终指向是“有个性的人”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公共性发展的未来走向是“真正共同体”的自由公共性。因此,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探讨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并通过研究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来厘清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即是本文的核心要义。在当前,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种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首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全面和多元的,研究唯物史观视域下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呈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其次,国外市民社会理论资源非常丰富,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更好地批判性审视国外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资源;再次,全球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资本逻辑发展和资本主导形态演变,虽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一—中国走的是驾驭、引导资本逻辑的现代化道路,但是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最后,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项研究对于我们深度把握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治理方案的内在困境以及社会治理“中国方案”的重大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