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刑事判决的形成,理论上尽管讨论很多,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尚无一个具有充足说服力的解释与说明。本文在对西方理论界的法律/社会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概念转换之后,将法院(法官)作为一个有着自己利益的行动者,以法律形式主义倡导的法律结构、法律工具主义所揭示的权力结构和自然法学所鼓吹的法官“良知自由”、现实法学描述的非理性因素等为参照,以法院这一政治、社会的“行动单位”为中心,应用政治社会学、单位社会学和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法院刑事判决的形成逻辑进行了理论分析。 文章将指出,一方面,中国刑事判决的形成,既没有体现法治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遵循法制工具主义的理路,更不是法官超然的正义感或具体的个性化实践的结果,而是法院(法官)在形式化的法治话语、若隐若现的权力技术和模糊的群体性道德/权利诉求等多重迫令之下,围绕法院的群体性生存(包括法官的个体性生存)进行持续的共谋、周旋乃至反抗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实践操练,法院(法官)围绕群体性生存(包括法官的个体性生存)而采取的各种共谋、周旋乃至反抗的实践技术,已经逐渐内化成为了一种性情倾向,正是这种性情倾向,使得中国刑事判决的形成逻辑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具有了某种制度化品格。 本文的分析是以我们对一个基层法院无罪辩护案件裁判的实证调查为基础的。我们选择的这个法院是一个既非“问题成堆”,也非改革“模范”或“典型”,而是处于“常态”因而也更有可能属于“不起眼的大多数”的基层法院。在对该基层法院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兼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