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不仅是我国对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同样对朝鲜半岛的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3世纪末期朱熹的著作传入朝鲜半岛之后直至高丽末期,其文人包括李穑、权近、郑梦周等不仅开始在其中吸收大量的哲学思想,还不断地吸收文学思想以指导本人或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在高丽朝末期到朝鲜朝初期的众多文学家中,郑道传是受朱熹影响最大的,也是接受朱熹文学思想最多的。在韩国古代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人以郑道传《三峰集》中的文学作品为考察中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郑道传文学思想对朱熹相关思想的接受情况。首先,在“文道观”方面,郑道传全面地接受了朱熹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朱熹性理学是郑道传看待时间万物的哲学基础,其文学也是如此,因此郑道传承袭了朱熹的观点,认为“道”为本,而文是“道”体现和承载的工具,进而还继承了朱熹的“道本文末”的文学致用观。然而,郑道传并没有只是简单地继承这一观点,还积极地将其运用到本国文人创作的批评实践中,对本国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简单地总结,进而将他之前的所有著名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都纳入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范畴之中,在韩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一次树立起了朱熹性理学影响下的“文以载道”观的旗帜。其次,在“性情论”方面,郑道传同样完全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即,他一方面强调“吟咏性情”是文学的本质,同时又在性理学的影响下,强调了文学的“性情之正”。另外,郑道传也同样将这样的观点贯穿在了它对于中韩两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之中。最后,在“自然观”方面,郑道传继承了朱熹相关思想中关于情感自然和语言自然的一面,但是对于文学风格的自然却少有提及。这说明郑道传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继承是不全面或不彻底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包括郑道传在内的高丽朝末期文人更集中于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学习和接受,而文学思想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是重点;另一方面还因为朱熹相关的文学思想还处于传播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引起郑道传等人的足够重视。虽然郑道传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并不是很全面和彻底,但是依然在韩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从郑道传开始,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逐渐被纳入到了朱熹性理学的思想范畴之中,因而我们对于韩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不应该忽视或忽略掉郑道传及其文学思想,而且通过对郑道传文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中韩两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