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是世界存在的真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时代，道德领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分离，表现为自由与共识的危机。这两大危机不仅构成了现代伦理学危机的核心，而且导致了现代人当下面临的最突出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困境，还原道德世界、走出生存困境就必须重构自由与共识的统一。“宽容”是“和而不同”，主张尊重个人自由，同时寻求共识。从它的内涵来说，宽容是将自由与共识融为一体的概念，是现代伦理和谐与社会和谐必须遵循的原则。宽容原则本身又是伦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与共识的危机可以转换为宽容伦理建构的难题。　　 启蒙开启了人的主体性，理性使自我成为立法者，现代性完成了“自为”的个人的打造，结果就是“各执己见”，价值分歧产生并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人类交往日益密切，必然要求某种形式的共同性以达到交往的和谐。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尊重个人自由，但自由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二是寻求共识，但如何消解共同性中的价值强加。这两个问题是二而一的，寻求共识是为了使处于斗争中的诸神以共存为个性自由的前提，为自由设立边界;而尊重个人自由又可以消解寻求价值共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霸权心态和行为，为共识设立边界。因此，自由与共识需要在对方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现代宽容伦理的建构就是如何在个人自由前提下寻求共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剔除霸权心态以及如何达成共识。　　 任何心态都是某种思维方式的产物。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虽然认识到人需要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追求，但这种认识是素朴的，以至于失落了这种追求的本来目的，即人及其生活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本体思维所追求的普遍性指向必然隐藏着价值强加的危险，遵循本体思维的普遍主义也因为压制差异性和多样性，追求绝对同一而陷入贫困。而沿循本体思维理路的启蒙道德筹划的失败启示我们，剔除霸权心态必须转换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本体思维的不同之处应当是，它面向人、面向生活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活生生的个人价值才不会被抽象的普遍价值所淹没，同时又以共生为目标。本体思维向辩证思维的转变意味着霸权心态向宽容心态的转变。而宽容作为伦理的价值合理性正在于它面向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思维路向。生活世界是多样性的“异质”存在，宽容主张求同存异，既维护价值的差异性，也维护共同的交往世界，形成差异与共性之间的张力，从而使得世界既丰富多彩，又和谐一体，还原生活世界的本质。人固然以个体为基本存在单位，但是，人又是一个“类”，具有“类”的共同性，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在存在论上表现为生命的有限性、人之活的矛盾本性和主体间性。正是由于认识到人的共同局限性与他者的意义，正确定位了人，宽容对于人之活才是有价值的。宽容的价值合理性在中西文化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中可以显见。儒、释、道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宽容思想，表现为宽以待人的道德宽容伦理观和为政以宽的政治宽容伦理观，凝结为中华民族的宽容精神。西方宽容思想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进，主要是在基督教统治时期对异端的压迫与异端权利的争取中得到发展的。西方宽容史是西方人争取个人自由权利的历史，直到现代社会。但在争取个人自由、挣脱各种形式的共同价值束缚的过程中，西方人既找到了实现真实宽容的根本所在，又陷入了寻求共识的危机之中，这正是现代伦理的危机所在以及现代宽容伦理起步的地方。　　 现代宽容伦理面临着全球化和现代性带来的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其实质是突破了个人的权限。现代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将“我”与一切“外我”置于紧张的关系中，而对“物”的信仰使现代人失去了一切敬畏感，如何减少分歧带来的冲突以及如何谋求共识成为现代宽容伦理面临的新难题。社群主义、商谈伦理、全球伦理和心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分别从个人的社群归属、个人之间的商谈妥协、寻求传统文化中的共同点、共同的人性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些努力为解决自由危机和共识危机提供了极好的思路，但都只是涉及到引起宽容问题的某个方面，因而各有其局限。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现代宽容伦理的建构必须兼顾个人自由的保障与价值共识的寻求，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现代性伦理危机的产生具有特定的主体条件和社会条件。人们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定，但是可以改变主体因素。启蒙理性开启了现代之门，在最终制造个人的同时也彻底把他者与自我对立起来，走向自我中心，对他人实施暴力。要走出霸权心态，必须改变思维方式，把自我放在生活的整体中加以辩证地思考，用生态理性取代启蒙理性。只有这样，共识的建构才是可能的，人类才可能真正走向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