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雄的文学思想研究中，复古模拟的特色以及扬雄思想中儒、道思想之间关系问题构成了两个并存且相互关联的分析模式。郭绍虞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盖他一方面泥于复古宗经的主张，于是好用古文奇字，于是模拟经典形式。”这是扬雄研究的主流观点。顾易生、蒋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以“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模式”评扬雄，同时指出这个模式的灵活性，认为扬雄在明确奠定了明道、征圣、宗经的传统文学观同时，又受到道家自然观的影响能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入探讨道法自然、鸿文无方的问题。许杰先生在其著作《汉代文学思想史》则认为扬雄具有“双重主旨的文学思想体系”，“宗经征圣与崇尚自然是扬雄文学思想中互为矛盾互为影响的双重主旋律。” 本文认为，以“模拟”、“复古”抑或“本儒兼道”等分析模式评判扬雄的文学思想固然可以指出其文学思想的外在特征，但是就对于扬雄文学思想中的特质的把握而言，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因革通变的意识贯穿于扬雄的整个思想，其文学思想中亦如是。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扬雄的文学思想展开分析。 要理解扬雄文学思想的特质，必须将扬雄置于其所生活的两汉之际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去探索。 就西汉末期的政治而言，君权旁落、政局多变，以外戚为主，宦官为辅，沆瀣争斗，交替专权，为西汉末期政坛的主要景观。政局的混乱与多变作用于社会则表现为平民生活的困苦。从思想上来说，以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以及公羊学思想为代表的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当时最大的背景。儒学理论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给士人们带来了种种世俗功利的益处，使汉儒在学术趋向上显现出神学化、庸俗化、固陋化的特点。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繁琐的解经方式、迷信的神学色彩构成了西汉末期的思想主流。而哀平之际凿纬的兴起，进一步发展了经学中神学化的倾向，使西汉末期的思想界笼罩在神秘主义与非理性之中。 在西汉末期这种经学庸俗化、固陋化并充满了神秘主义与非理性思想的氛围中，扬雄恰恰是作为与上述诸种风气无缘的一个边缘化的智者的形象出现的，体现出与上述现象的疏离。尚智、“好深湛之思”、“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构成了扬雄“知识型” 的人生形态。从思想上而言，扬雄以儒为宗，并吸收了道家思想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别于当时的经学风气，扬雄反对家法、师法，而推崇五经，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力去把握圣人之意，强调新变，具有破时代陋习的意义。 在扬雄的思想中，通变因革的意识贯穿始终。其拟经著书，在两汉重家法。师法的氛围中实己具有革新的意义。“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这种应时损益的思想体现于宇宙观则为天道应化，体现于人生则重祸福倚伏，体现于政治历史则强调偕时变化，体现于学术则曰道可损益。 具体于文学思想，则体现于扬雄对于“宗经”与“损益”、“文”与“质”。“丽以则”与“丽以淫”的辩证分析上，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可知，扬雄力求在“文”、“质”动态转化中求其统一，而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丽”、“则”兼备。其关于“心声”、“心画”等观点明确表达了文学作品来源于心的观念，并指出了在创作以及接受活动中“心”——“言”——“书”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动态中把握对象的特质构成了扬雄文学思想突出的特质，扬雄的文学思想实围绕“因”与“革”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