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投资强度和经营效率，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为增加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在没有城市户口的情况下长期留在城市，到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民工潮”，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在春节前后形成大量民工集中迁徙的现象。伴随着这场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城乡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今，中国拥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却出现民工供不应求，企业用工短缺即“民工荒”。2003年以来，珠三角部分企业开始遭遇“招工难”的困境。2006年起，东南沿海一带的“民工荒”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日益加剧。虽然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民工荒”这一现象曾一度消失，但随着经济回温，从2009年开始，“民工荒”现象卷土重来，且情势益发严重，甚至有向中部和西部蔓延的趋势。2012年春节后，劳动力输出大省用工缺口也在快速增大，部分企业也出现了用工紧缺现象。　　 “民工荒”现象影响着“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也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本文总结了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不适应性，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几个假设条件，提出了中国城乡的要素流动不仅是劳动力流动，还有资本流动，农村资本向城市的流动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流动不能带来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产生扭曲并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中国户籍制度使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短期性，城市居住限制、福利保障排斥使得城市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和实际工资下降，农业部门收入上升和税收负担下降，土地流转政策等吸引大量具有更多利益诉求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部门。中国“民工荒”现象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供需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各方面的深层次结构调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其他国家类似情况的最大不同点是: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农民工回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虽存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仍然出现了“民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