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是我国文化建设历程中很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和国家充分吸取了苏联文化发展僵化、专制的教训,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政策、措施和制度,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转型,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开创了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构建了中国化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实践经验。从文化政策演变过程来看,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56年,为文化政策的转型和初创期。面对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空前高涨但文盲率却高达80%的状况,党和国家在这个阶段的文化政策主要是开展扫盲运动,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改造旧文化教育体制,建立新文化体系。在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得到提高之后,党和国家开始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改善知识分子政策,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体系。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至1960年,为文化政策的冒进和曲折发展期。由于执行了反右扩大化、“拔白旗”、大跃进等政策,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反复波折,文化发展受到一定阻碍。首先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转折,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资产阶级敌人,成为批判的对象,受到接二连三的政治批判,基本上失去了文化生产热情。其次是“双百”方针被异化为“两花",即马克思主义的“香花”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毒草”,“二为"方向狭隘地演变成了唯政治化,只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化批评、文艺争鸣都变成文化战线上进行革命的手段。第三个阶段是1961年至1965年,为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提高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反思,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艺、教育、科研等领域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政策,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作用,恢复知识分子名誉和地位,进一步深化“双百"方针的内涵,并深入探索文化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再次繁荣起来。但是这种提高随着“左”倾思想再次泛滥而很快中止,文化政策出现畸形巨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化领域阴云笼罩,政治批判代替了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批评,并最终演化为“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的制定、调试、实施环节来看,建国后十七年党的文化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人民性是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造更多受人民群众欢迎、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同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热情。第二,政治性是文化政策调整的主要根源,由于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认识不清晰,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政治性,导致文化处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使文化政策随政治需要而起伏变化,政策生命周期短暂。第三,多样性是文化政策实施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具有多样化特征,因此,文化政策也有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约束不同的对象,政策效应发生的形式多样。建国后十七年党的文化政策发展曲折变化,反复波动,也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文化政策必须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和文化生产的特殊性；二是文化政策必须正确对待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二为”方向指引下防止各种过“左”或过右的思想倾向；三是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并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政策,保持创作风格、手法、题材、学术观点的多样化公平发展,促进文化发展异彩纷呈：四是文化建设必须始终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要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发挥他们无限的创造力。虽然这十七年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曲折波动,失误频发,但它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第一,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即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尊重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和学习,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推动文化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第二,构建了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框架,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双百”方针为基本原则、以批判地继承和学习为主要方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动力等理论。第三,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包括各种文化组织、管理机构、艺术形式、产品体系等,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完整的社会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