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陷入了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局的双重困境,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步伐。一方面,全球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导致传统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环境复杂多变,我国中小企业难以抵御多方面的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的创新之举,在这种多重压力的交叉影响下应运而生,具有规避国际贸易摩擦,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等多重优势,这是传统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所不可比拟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就进行了建立集群式发展园区的大胆实践,虽然只是企业自发的、非正式的探索,但这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园区样本为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诞生提供了思路。2006年,境外经贸合作区正式上升成了我国提高开放型经济格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继续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并积极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我国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路径和更为直接的契机,撬动起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热潮;而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战略相承接,更好地统筹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虽然目前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类型千差万别,但发展实质都是以“中国制造”推动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抓手,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承接国际产能合作的集群式平台,既能转移国内富余产能,又能促进东道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是对外开放新时期下一个重大而复杂的战略命题,我国虽然在目前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但问题和挑战仍然源源不断地出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发展模式不清。部分合作区的前期建设思路不清晰,导致整体产业定位不明确,以致产业同构,入驻企业之间难成体系,造成恶性的同质化竞争。我国现有合作区的类型、产业定位、建设背景各有不同,如何将合作区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相统一,从理论层面来剖析境外经贸合作区通用的发展模式,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学界关于合作区的现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理论基础加以梳理;然后论述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现状、特征和动因,引出了本文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现有合作区发展模式不清;为了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本文立足于产业组织理论,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园”和“集群性”两个共性入手,避免了前人对模式的研究比较简单和笼统的局限性,将产业链四维模型和合作区发展现状相结合,从企业链、供需链、空间链、价值链四个维度对合作区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构建了一个有重点、有层次、有选择的集群式发展模式框架。企业链是合作区产业链的行为主体,要围绕核心企业进行企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纵向延伸可推进上下游企业一体化,横向拓展可促进配套服务体系的完善;供需链是产业链节点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具体形式表现为抽象的流动状态,不同类型合作区的供需链模式也有出入,但都需要寻找合适的优化整合路径;空间链是合作区产业空间布局的形态,有其独特的演进规律,也是企业链和供需链相互对接的载体;价值链是合作区内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所构成的总和,合作区的产业链发展应该以实现价值链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最后,引入一个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优秀代表——“泰达海外模式”引领下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尝试挖掘“泰达海外模式”在产业链四维模型骨架下的发展机理及发展绩效,并探讨其对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运营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