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自由作为一种先国家权利,其本身首先是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的结合体现,公民得以通过集会活动表达其自身的意见、观点与诉求,因此集会自由赋予了公民在其本身权益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向政府表达合理诉求的权利。除此之外,集会自由的价值体现在集会具有使得公民由个体走向集体的联合功能,这种联合使个体意义上的公民形成集体人格,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改变。宪法保留是一种通过限制立法权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宪原则,宪法保留的精神内核在于先国家权利的保障。宪法保留的第一层含义是确认,第二层含义是限制,即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宪法是民众为形成国家所签订的共同契约。这种契约达成后,则形成了与公民私权利相对应的国家公权力。基于公权力存在干涉公民基本权利的扩张风险考虑,在制定宪法之初,以条文形式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予以明确确认。在确认的基础之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作出限制,从而避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宪法保留原则的制度保障在于合宪性审查制度。集会自由的历史就是集会自由限制的历史,具有实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之下集会自由方能与公共秩序保持相对合理平衡。合宪性审查制度以比例原则为具体操作与审查标准,审查立法是否符合宪法保留原则,即立法应选择合适的限制手段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本文以台湾地区为例,介绍台湾地区《集会游行法》对集会自由的限制,并以宪法保留原则的角度分析其立法选择。以对集会自由的事前限制程序为点,分析何为限制公民集会自由的合适手段。因历史原因对我国公民集会自由限制较为严格,这导致了诸如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保障公民集会自由,不仅是宪法实施的对象和内容,也是宪法实施的推力和动力,同时也是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法制化思维和路径。权利的限制与权利的保障殊途同归,限制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这样才能达到保障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