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52年农地法以法律形式将农地改革的各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规定了“自耕农主义”,之后农地法、农振法、农促法等主要农地法律改革都是以“自耕农主义”为中心。日本农地流转法律变革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权利统制阶段”,该阶段逐步放开对农地流转的限制。第二个阶段是“参入规制”阶段,该阶段开始允许法人进入农业生产中来,鼓励其进行规模化生产。至此以农地法为主创设的许可制度得到了完善,对“权利移动”的许可对象、许可机关、许可程序以及“权利移转”的限制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还以列举的方式对许可制的例外、不能许可的情形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对比日本,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限制为主,极大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生产。虽然目前我国农地流转率有所提高,而且从政策上对农地流转有放开的趋势,但是在实务处理和学说讨论中仍存在不同的争议。对于这些问题及其我国目前的农地流转现状,物权法与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过于简略,至于农地流转中的许可制度更没有专门法律来规范,可以说存在较大的空白领域。与之相比,日本有一整套农地法律规范,在实务领域和学说领域都经过了多年的详尽探讨,特别是农地法第三条成为许可制的核心。本文在简要介绍目前我国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态度的基础上,立足于日本的学说沿革和判例态度演变,特别是详细阐述了日本的“参入规制”和“权利统制”学说,并介绍了日本以“耕作者主义”为基本原则的许可制,对许可制的对象、性质、范围、主体、程序等都进行了分析。同时,将重点放在中日法律比较上,在对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目前中国在农地流转中的法律缺陷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在农地流转方面,日本学界及实务界由于开展讨论较早,所以积累了一些比较合理的处理规则,对于我国实务事件的处理具有借鉴意义。总之,分析对比日本法律制度对于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修订和实务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中日两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情况、法律建设等方面存在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可以“拿来主义”,必须在认真检讨是否事宜应用于我国的基础上,有选择的甄别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