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英香港时期小说创作是其一生文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的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意识形态管制相对宽松,只要不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声。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香港吸纳了五四以来较为多元的新文学传统,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学得以延续。李辉英的创作在此基础上结合香港本土的特质,创作了一批既能适应香港商业化社会环境又能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是李辉英后半生重要的文学实绩,也是香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同时也延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重要传统。论文除绪论与结语之外,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李辉英香港时期的小说创作。第一章围绕李辉英香港时期小说的创作历程展开分析,李辉英香港时期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上兼顾内地经验与香港体验,在创作心态上也逐渐完成了对“香港作家”身份的贴合,同时还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李辉英在港生活了40年,一直有意识地为香港文学本土化的建设出力,笔下描绘的香港都市世相,从城市建设到社会风气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展现出丰富鲜活的样貌。第二章围绕李辉英香港时期小说创作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展开,李辉英早年受到新文学革命的感召,创作之初更是接受了革命与救亡意识的激励,其后创作中自然会不断呈现出新文学的写实传统与现实批判色彩。香港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族情怀、社会意识和对人性世情的关切,也都与这种新文学的浸染与滋养相关联。同时,不同于内地的港岛文化环境,也促使李辉英在创作上有可能做出对某些既有叙事的新的延展。第三章围绕李辉英小说叙事的特点展开论述,对于受到过中西文学双重滋养、又置身华洋杂处的殖民文化语境的李辉英而言,大量吸取传统白话叙事的优长、有机融会西方小说的特点,是确保自己的创作在香港语境中被广泛接受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香港商业化的环境下,李辉英需要避开“教训文学”式的一本正经的说教,也要突破“港岛奇谈”式的畅销书的围困,确实需要在叙事形式上博采众长,甚至让渡一部分形式创造的自主权,以便能够写出具备一定接受度的小说,最终传达自己的现实感念与文学情思。.整体来看,作为南来文人,李辉英面临三个难题,最要紧的生计问题、守成的文艺创作方式以及对高度商业化的文学产生方式最初的不适应。始终秉持着文学现实功用论的李辉英以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写实手法,融合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叙事传统,同时借鉴西方文学灵活的叙事方式,接续着五四以来的“为人生”的创作精神。李辉英努力将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叙事形式和香港文学所固有的市民趣味融合在一起,其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现实情境的制约。李辉英就像一颗北国的草木,离散飘落到南国,坚韧地在不熟悉的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不仅要生长下去,更要不忘本源,在南国肥沃的土地上茂盛地生长,结出新的异样的果实。作为一个跨越时代、跨越不同空间的作家,李辉英香港时期小说创作无论对于大陆新文学的延伸还是香港文学的建设,都具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