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伟大时期。这一社会转型既是历史的必然性,又具有价值的合理性。它不但带来了物质层面的巨变,而且推动了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文化包括行政文化获得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导致了行政主体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层碰撞。既导致行政主体价值比较的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以及价值追求上的困惑、疑虑和迷茫,又激起了行政主体对新的行政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探求的热情。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观察背景和分析框架,以“行政价值观冲突”、“行政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形式与特征”、“行政价值观冲突的生成机理”为理论支撑和概念分析框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研究立场和方法,探寻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价值观冲突的整合机制既是一种理论的期盼,也是一种现实祈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历史的转折,促进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等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必然推进行政环境变迁和激发行政系统自身发展,另一方面,由制度和结构冲突造成行政系统价值观念的困惑、迷惘与冲突,即行政价值观冲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行政价值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元行政价值观和多元行政价值观的冲突、传统行政价值观与现代行政价值观的冲突、中西方行政价值观的冲突。行政价值观冲突表现出影响因素的多重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与持续时间的持久性等特征。行政价值观冲突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有着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从主体角度来看,行政价值观冲突是价值观念的演进与价值发展的内在规律,是行政文化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客观结果,是行政主体价值的实现与主体价值的满足,因此价值演进是行政价值观冲突生成的理论逻辑;从现实条件来看,行政价值观冲突是经济体制的转变与利益格局的调整、行政体制的改革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方式的改进与技术手段的创新等因素影响下的客观结果,所以社会转型是行政价值观冲突生成的现实逻辑;从历史发展脉络角度来看,行政的发展是推动行政价值体系变革的杠杆、行政发展的价值选择是行政价值变迁的基础、行政发展是解决行政价值观冲突的最佳途径,所以行政发展是行政价值观冲突生成的历史逻辑。构建行政价值观冲突的整合机制应当坚持工具性行政价值和目的性行政价值相统一、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统一、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层次相统一、行政价值观冲突的整合和优化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行政价值观冲突整合机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由社会引导机制、认知接受机制、利益调节机制、舆论评价机制、法律约束机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