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指与上层社会相对的下层社会,其与城市相对、与主流相辅相成,多指不被人发现与重视的边缘文化。“五四”之后,胡适、鲁迅等人鼓励文学创作要借鉴民间资源表达民众声音。30年代左翼文学将民间话语纳入文艺大众化范畴,4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文艺界急需可以鼓动全体民众起来抗战的文学形式。积极挖掘以及运用民间各种因素在四十年代被大力提倡,民间资源成为诗歌借鉴的主要资源,民间话语再次被重视。民间文化也由边缘向中心靠近,甚至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要来源。本文从四十年代“民间”话语切入,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整体特点与创作作一个纵向观照,主要考察诗歌运用诸多“民间”形式来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将探索诗歌创作在时代话语影响下对民间的改造作用,以此来总结诗歌的发展应该积极汲取“民间”话语精华的同时,要祛除其中粗俗、庸俗、媚俗的成分,同时应该积极汲取外来有益的元素,使得诗歌的发展保持原先生动、活泼、可爱的真实成分,更要加强诗歌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抗战初期,外敌入侵,国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水深火热之中,民众渴望国家获得独立、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政治诉求尤其强烈。诗歌内容自觉地与抗战联系起来,表达大众的情感。而如何最大程度地激起民众的抗敌情绪是这个时期诗歌的共同诉求。1938年“文协”研究会成立,“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随即被提起。诗歌内容进一步关注到民间民众的生活。1938年毛泽东在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诗歌应写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通俗作品。随之诗歌开始大量借用民间小调、鼓词、说唱等形式,将时代战斗的内容融入到了诸种民间形式中,以激起民众的抗敌情绪。通俗的诗歌浪潮,口耳相传的朗诵诗,随处张贴于民间的街头诗歌,都最大程度地起到了政治宣传的鼓动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更加大力提倡诗歌要抒写民众生活,诗歌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李季对“信天游”的改造与利用、阮章竞运用多种民间小调与方言来进行创作的民歌体诗歌,以及还有李冰、张志民等人的民歌体诗歌创作,涌现的大量民歌体诗歌作品,将这个时期的民歌体诗歌成就推向了高峰。诗歌中抒写大量有关民众翻身解放的内容,表达了广大民众集体的政治诉求。在延安民歌体诗歌兴起的同时,大后方以袁水拍、毕革飞为代表的政治讽刺体诗歌,臧克家、杜运燮等关注民间底层百姓生活的诗歌,香港沙鸥、犁青等人运用民间方言进行的诗歌创作等,都积极地从民间汲取资源,对国统区社会进行讽刺批判或深刻揭露,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四十年代的诗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政治联系得尤为紧密,诗歌自觉地借鉴民间语言、形式、思想等各种元素,起到了较好的激起民众抗敌情绪、唤醒民众民族情感等的作用。四十年代的诗歌整体上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是诗歌创作整体数量较多以及抗战后期诗歌积极汲取外来因素,使得诗歌的讽刺批判力量非常有力度,并且也使诗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四十年代的诗歌在借用“民间”话语表达民众政治诉求的同时,也为以后诗歌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诗歌的长久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