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开展,中国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政府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国环境规制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对社会就业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将环境规制分为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类,运用局部静态均衡模型和生产者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一般性影响和不同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微观机制;然后对我国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使用2002-2015年全国120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前端治理与末端治理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思路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到前端治理的转变,相较于末端治理,前端治理在控制效果、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2002-2015年,我国120个重点城市的污染物控制量和减排量与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平均比例分别达到9%和17%,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成效显著。污染物控制量大于减排量,说明前端治理是减少污染物排放更有效的手段。(2)前端治理强度对工业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成“正U型”关系,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在U型曲线的左端。(3)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效应,前端治理能够通过影响末端治理进而影响就业,当前端治理强度增大时,会降低末端治理对就业的抑制作用。最后本文针对环境规制政策选择优化、企业技术创新和环境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