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学主题,《诗经》的自然灾害书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早在两汉时期,毛亨、郑玄在诠释《诗经》大义时,对于“灾异”问题便有经典的阐发。后世研究者对《诗经》灾害书写的诠释,更不绝如缕。本文无意追随《诗经》“灾异”研究的政治诗学思路,而试图立足现代研究视角,重新审视《诗经》灾害书写,直面其文学审美意象,探寻其文化诗学蕴涵。《诗经》灾害书写研究的前提,是相关篇目的厘定。由于对“灾”的不同理解,国内研究者对此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灾害研究的视角,现有的研究存在明显的误判,或至少可以存疑。经过重新梳理,《诗经》灾害篇目可以按照其成诗时间、内在逻辑、诗体诗义,特别是颂、雅、风以及变风、变雅的形成逻辑,进行一定的排序。在此基础上,《诗经》灾害书写的审美意象及诗学蕴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祈愿诗、讽刺诗、弃妇诗,以及无法明确归类的诗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因如此,对于周王及周代贵族之禳灾祈福的书写,便成为了本文首当其冲的考察对象。根据《诗经》文本及后世研究所提供的两周背景,此类诗篇可以分为颂“考”诗和祭祀、禳灾诗等两种具体类型,其灾害书写均显现出“神人以和”的审美意蕴。“神人以和”在前者中以“占卜”形式、“诅咒”性话语呈现,在后者中则在祭祀的缘由中得以书写。此类诗作不仅在两周时期参与了周代意识形态建构,对于后世中国政治文化也有长久的影响。源于灾害境域的政治讽喻诗,以匡正谬失的形式,同样参与了两周意识形态的建构。由于此类“刺诗”篇目众多,作者的时间断代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特别是与幽王有涉的诸篇。为了重溯此类诗篇的生成过程,则需尽量按照其成诗先后而重新排序。“刺诗”大抵以谲谏周王或贵族为主旨,在关乎灾害的诗篇中尤其如此。诗人往往将天灾与政道相联系,在客观上具有以“天道天理”相规谏的意义。不同于如上两类关乎周代意识形态的诗篇,也有一类诗篇直面两周生命个体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弃妇从来都是一个蕴含着无限沉哀的诗歌母题,伴随着比兴手法而使用的灾害意象,使得《诗经》中弃妇母题在千载之下,仍然具有感人至深的生命回音与诗学魅力。另有一类诗篇,在诗义上无法归入上述任何一种类型,在诗法上却不同程度地综合了前三类诗篇。一方面,不论是有关“雀”“鼠”,还是“瘟疫”的咏叹,其题旨都不在于对于自然灾害本身的书写,而诗作者对生活世界的诸种灾害进行了一定的审美意象创构,这一点与第三类诗有着殊途同归之妙;另一方面,与前两类诗篇相似,诗人对于审美意象的选择,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周王朝的历史事件有关。综合上述四种类型,《诗经》灾害书写所展现的审美意蕴有两大特征:一是蕴含着“天人”之“合”的审美观念,二是创构了浑然天成、韵味悠长的审美意象。而这些审美意象又有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一是作者的灾害记忆经过审美意象创构而融入了对未来的美好祈愿;一是其灾害记忆经过审美意象创构而融入了诗作者或是诗中主人公的当下苦难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