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昆曲艺术的发展史，其渊源可回溯至宋元时期之南曲与杂剧。至明代前中期，官方礼乐格局经历了由稳固沉寂到喧嚣靡乱态势的转变。嘉靖“大礼议”事件重建官方礼乐秩序，促使昆曲应运而生，至晚明时期于江南发展至鼎盛。昆曲构建了独特的日常文化空间，展示出戏曲的礼乐与身份话语功能。从创作到观赏，可言昆曲为士大夫阶层专属的逸乐方式。虎丘曲会作为高雅的艺术狂欢，是晚明江南昆曲发展盛况的历史佐证。　　祁彪佳作为晚明江南名士，具有突出代表性。其平生与昆曲结下不解之缘，昆曲为其身份话语重要表达方式。祁彪佳与其妻商景兰之结合，使山阴祁氏与会稽商氏两江南地方望族形成珠联璧合之势，家族地望进一步提高。祁氏之家族文化与澹生堂藏书楼，积蓄了丰富的家族戏曲文化底蕴，对祁彪佳产生重要影响。昆曲深刻融入祁氏家族日常，昆曲家班曲演频繁，还戏愿等曲事活动显示出其家族文化秩序与风貌。祁彪佳日常主要于远山堂、寓园两处进行昆曲创作，于有形的文化空间内形成无形的身份话语空间。通过写作改编《玉节记》、《鱼儿佛》等剧目，祁彪佳在艺术创作的同时表达个人对时事的讽喻与褒贬。基于对高雅文化传承的隐忧，祁彪佳编著《远山曲品剧品》，于其间传达个人价值见解与戏曲功能观。以昆曲为联结脉络，祁彪佳构建起个人日常社交网络。通过与曲家之唱和互动，表达对戏曲术业的追求与自身的高雅文化情趣。通过与亲友之鉴赏观剧，在享受逸乐的同时形成了固定的士人雅文化社交群落。通过品阅剧本书目，评论剧情之余传达出个人仕宦心态。祁彪佳于社会活动与实践中，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于昆曲不同的接受态度。一方面积极享受观剧之乐，借其实现由入世到出世的心态转变。另一方面，因地方社会风气教化之需，支持官方厉禁戏曲优伶举措。而归根结底，皆是出于仕宦与士绅身份属性的行为话语表达。祁彪佳晚年参与曲事渐少，不复昔时逸乐盛况，折射出其自身生涯末路与晚明江南社会之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