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是司法实践中极为常见的取得型财产犯罪,在将诈骗罪与其他取得型财产犯罪进行区分时,以往的理论与实践大多将注意力放在欺骗行为上,对处分行为虽有提及,但也存在颇多争议,甚至对处分行为在诈骗罪的认定中是否必须都有不同的声音。不过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是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对盗窃与诈骗进行区分时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财产犯罪的方式与手段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尤其是实务中接连出现的盗骗交织类案件(其中包括大量的不知情交付类的侵财犯罪案件),使得学者的目光重新在处分行为上聚焦。不过即使肯定了财产处分行为在诈骗罪的认定上不可或缺,也不意味着对财产处分的问题就达成了共识,在财产处分主体、处分行为的客观方面以及处分意识等方面仍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根据诈骗罪的基本构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必须使得受骗者陷入错误认识,所以诈骗罪的财产处分主体应当限于具有处分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将机器以及无处分能力者排除在外。在处分主体的范围问题上:两者间诈骗的处分者可以是所有权人(且所有权人在未占有其财产时也能做出处分),也可以是单纯的占有者;三角诈骗中,应当坚持处分者与受骗者的同一性,且由于受骗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所以无论是其占有还是未占有的财产,受骗者都可以做出处分。对于处分行为客观方面的讨论,需在运用占有转移说的基础上肯定处分行为在诈骗罪中必备要件的地位;在处分对象的问题上,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以及对刑法条文做出体系解释就不难发现,将财产性利益包括在内具有明显合理性;处分行为与其他要件的关系上,除了需要与认识错误具有心理的因果性,还应当是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在处分行为主观方面的问题上,若要精确区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除了运用阵营说、主观说、授权说并结合社会一般观念对处分者的权限和地位进行判断外,对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坚持也显得尤为重要。处分意识必要说除了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形式提供重要标准外,在处理问题上还具有其他处分意识不要说所不可比拟学理优势。在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前提下,对处分意识内容仍然存在“严格论”与“缓和论”的争议,主流观点认为需要对认识内容做适当宽泛的解释,否则将会不当缩小诈骗罪的成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