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哲学著作,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868年第一个英译本诞生以来,它也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世纪,《道德经》大量翻译和出版,成为除《圣经》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基于上述事实,作者对《道德经》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研究兴趣。在本文中,她试图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这一部中国典籍的英译进行比较研究。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伽达默尔指出,译者既是读者也是阐释者,必然有其特有的“前结构”和“前理解”,所以其理解与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翻译过程中,先有、先见和先设是不同的译者作为不同的社会心理个体所必然具有的,而这些不同的个体因素又构成了不同译者对同一译本的不同阐释。笔者系统梳理了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思想,审视了阐释学与中国典籍翻译的关系,并对其可行性及迫切性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两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和视界融合原则为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在国内外,专门从哲学阐释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文章数量还十分有限。本文作者试图以哲学阐释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多个《道德经》英译本的研究,论证“理解的历史性”这一命题,并阐述以两次视闽融合为特征的翻译的一般过程。本文进行这一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评析《道德经》四个英译本孰优孰劣,而在于探讨《道德经》出现众多不同译本的原因,尤其是因时间和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同“前结构”和“前理解”是如何影响到译者的视阈,进而产生不同译本的。最后本文得出结论:《道德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对源文本的阐释;它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译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定译本”;老子《道德经》的英译则更为典型,《道德经》像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尽对它的发掘。而且,一个译本不可能同时满足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读者的需求。只有通过多个译本多次的发掘,我们才不断接近完成对它的认识。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做典籍英译本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即我们要运用历史的眼光,将研究对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看待和研究,防止走入机械分析的误区,才能得出科学得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