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位论文由上篇和下篇构成。上篇分别考察现代医学高技术各个领域的伦理问题；下篇集中探讨整个医学高科技领域的共性伦理问题并对现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议。 当今的生命伦理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伦理难题，从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基因研究，到人体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安乐死等，无不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难题。正是鉴于此种情形，生命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涉足于生命伦理学领域，为这一领域带来了许多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发展与挑战，这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事。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是因为生命伦理问题本身就贯穿在现代医学高技术的各种行为和活动之中，有反省力的人们不免要对之感到兴趣、关注乃至紧张和焦虑，还因为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生命伦理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和突出，而目前中国的伦理学界本身却显得相对薄弱，与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尚不适应。甚至有人批评说：“在某种意义上，伦理学的希望看来只能是在伦理学界之外。”虽然我的专业也是伦理学，我并不太反对这一说法，我也因此而受到激励，我自己也常常走到伦理学之外，以吸取其他学科的资源。这是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在其《底线伦理》中的一段话。对现代生命高技术的伦理困惑，如果仅仅停留在其表面现象或者是泛泛而谈，是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可能有多大的理论启示。因此本论文将以生死为线索，立足于现代医学高技术，对其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严肃、求实的探索和研究。 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一以伦理学原理、原则为准绳去研究医学领域中的道德现象、道德问题、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分析现代医学高技术领域中热点话题、焦点事件，并重点对其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本课题正是基于这个背景而提出的。其目的是力求从对具体领域的审慎伦理分析中，慨括出现代医学高技术理论和实践应遵循的一般伦理范畴和规律，为构建、发展和完善适应现代医学高技术要求的伦理思想体系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本文的上篇，回顾了近几十年来影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重大事件及相关的生命伦理问题。并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医学高技术，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生殖技术部分，从产前筛选、生育控制和辅助生殖三方面对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对生殖技术应用中突出的伦理争论进行分析，总结了生殖技术的伦理症结：造成生殖技术在应用中的诸多不规范，甚至是违反伦理原则的首要原因是生殖技术与其伦理规范在发展上的不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生殖技术自身飞速发展的超前性和与其配套的伦理原则的相对滞后性。因此，作为一个医学研究者，要时刻关心其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利弊关系，关注生殖技术对经典“生命”概念的冲击，加强伦理约束对生殖技术本身发展的导向调控作用。建立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严格履行相关实验、研究和操作的伦理审批制度，是保证伦理原则参与生殖技术研究全过程的有效手段。在器官移植部分，肯定了脑死亡概念的提出，是对经典生命概念的又一次冲击；脑死亡的标准，脑死亡的立法成为器官移植领域的焦点，是引发效益与风险矛盾的导火索。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脑死亡是对死亡的科学界定，维护了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对于发展器官移植，对于充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对于医学事业的进步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又从其供体、受体及施术者三个角度来进行了伦理分析。在基因研究部分，从基因治疗和人类基因组计划两条路径走进了基因研究。 在总结了基因治疗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纷争后，找到了基因研究和生殖 2 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一技术的伦理矛盾的共性，进而提出了将现代医学高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浩瀚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寻找出共性的伦理问题，并对其分析，比对基因研究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分析更有意义的观点。在克隆技术部分，以克隆技术的标志和特征性产物“多莉”一生为例，讨论了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并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性伦理和遗传伦理的角度对克隆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伦理分析。最终得出从有性繁殖再蜕变到无性繁殖，违背了自然和进化的属性。因此我们认为要审慎对待克隆技术。在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讨论中，从干细胞的来源和应用两个角度考察干细胞研究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指出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争议和试管婴儿技术、克隆技术有着共同的伦理症结。他们都触及到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一“生命的界定”。与试管婴儿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干细胞研究更有助和接近克隆技术研究。然而，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研究的共同伦理症结仍然在于侵犯了生命的神圣和违反了自然进化的原则。就是说他们也触及到了“生命的界定”这个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因此，本文再次力荐加大生命伦理学的底线研究力度，这样将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