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掠夺武汉地区的物资,日军将日本国内的统制经济移于武汉地区,并凭借武力在武汉地区建立了适应其侵略战争需要的统制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由汪伪武汉政府在前台实施,日军在幕后操纵,采取对物资的收买实施统制和禁止物资的移动等手段,以满足日本军需和日商的利益为目的。具体来说: 在农产品收购环节,日军先采取“压价收购”和物物交换的方式,强迫农民交出农产品。1942年6月对农产品的收购实施一元化控制,将物资的统制推向高峰。1943年1月汪伪参战后,又通过设立中联贸汉口支部等形式和操纵金融的办法继续对农产品的收购实施统制。在物资流通环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主要是通过“实需证明”和“许可证”等制度来限制商品的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采取对商品的移动实施登记、限制商品的价格并对主要日用品实施配给的办法来控制商品的流通。在物资的生产环节,对矿产、交通、电气等企业,日军实施的是占领的原则;对原始工业产品的生产,日军通过中日合办、委托经营等方式变相地控制这些企业的管理权,为其实施物资统制服务。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日军的这些统制政策的实施,日军建立了各种组合和机构来操纵物资的统制。这些组合大多以日商为主,在日军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从事业务。如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军纳组合,工业品流通中的军票交换组合、“宣抚”用物资组合,武汉地区搬出入组合等。武汉合作社则是一个既从事农产品收购又从事工业品贸易的组织。在这些机构的上层,日军则成立了诸如武汉经济统制事务所、商统会武汉分会等对物资统制实施一元化统制的机构。由此日军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物资统制体系,这个体系与日军在武汉地区建立的通货金融体系相配合,在武汉被沦陷的7年时间内,逐步将武汉地区的经济纳入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