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得以绵延不断,教育制度功不可没,现代教育制度可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部分,基础教育意在提高公民的基本文化水平,为公民日后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强调对公民的基本素养的培养,以平等和普及为其追求目标。正因为如此各国均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所有国民享受基础教育。但是在我国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民办中小学校,本应属于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础教育为何会由民办学校承担?其背后难道不是一种国家教育责任的缺失吗?这种缺失又应如何补救呢?本文正是有此思考展开,以国家教育责任的缺失与补救为线索,用行政法学的视角分析民办学校承担基础教育的缘由现状,力图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寻求一条良好地发展道路。本文围绕国家教育责任与民办学校展开,分为国家教育责任的“缺失”与“补救”上下两篇,共六章。上篇以“国家教育责任的缺失”为中心,首先采用历史分析法对国家教育权和国家教育责任的含义给予明确,在此基础之上,对国家承担基础教育责任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并且对国家履行基础教育责任的途径——义务教育制度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指出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带有很强的国家行政的性质,表现为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国家作为义务教育学校的所有权人,公立中小学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公立中小学对学生的教学管理权的行政权力本质三方面。即如此,为何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大量民办学校承办基础教育的现象?这正是国家教育责任缺失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国家教育经费的紧张以及义务教育制度的缺陷。而且,民办学校有着难以摆脱的私利性,这与基础教育公益性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使得基础教育公益性式微。同时这也引发了一系列行政法学思考,一方面民办学校因承办基础教育在事实上获得了部分公共行政权,使得它与政府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角色不再单纯,需要重新定位;另一方面,民办学校的进入打破了原有国家对基础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国家教育权的运行模式改变,国家对基础教育行政管理行政法律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亡羊补牢,需要通过对承办基础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监督和管制来将国家教育责任的缺失予以弥补,所以下篇以“国家教育责任的补救”为题,对国家与承办基础教育的民办学校之间的行政监管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具体分为监管主体、监管范畴和监管方式三章来论述。首先对承办基础教育民办学校享有的监管职权以登记管理机关、业务指导机关及其他机关进行划分归纳,同时指出这种单一层次的监管主体的模式的弊端及完善途径。其次在监管范畴方面,涉及到登记管理制度、内部事务的监督管理制度、财务监管制度及对民办学校的其他监管制度等。最后,指出现有监管方式沿用着管制行政的理念,多采用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强制性行政行为,而这样的监管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应建立民办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新型行政法律关系,并对行政合同、行政给付等新型行政行为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运用进行了理论上分析和实务上的评鉴。本文以民办学校承办基础教育为切入点,探究其背后的国家教育责任的问题。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首次将民办学校承办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因为无论是民办学校与学生之间,还是民办学校与国家之间均不是民商法所擅长调整的平等主体关系,唯有将这些问题纳入行政法律视野,方可能深入发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合理方法。全文始终围绕着公共责任的承担、公共权力的运行与制约——行政法学研究思维模式,在充分论述我国民办学校承办基础教育的缘由现状及后果之后,着重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行政法律问题,如承办基础教育后的民办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角色的重新定位问题,政府与承办基础教育民办学校之间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问题,同时运用机构图等形式首次清晰地勾勒出基础教育领域国家教育行政权的运行模式。当行政法学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之后,越来越多涉及公共行政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行政法学的关注,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行政法学发展大背景下,暂离宏大叙事的传统行政法学论述形式,将焦点聚集于基础教育领域,希望借助行政法学思维理顺我国基础教育体制中,国家教育责任与民办学校之间的内在关系,愿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制度法制化完善发展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