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指导是一种具有非强制性质的行政方式,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政府角色和市场功能不断演变的产物.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实现平等与合作的尝试,是对生硬的强制性行政方式的弱化。行政指导已成为我国行政机关政策实施执行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更好地服务公众、服务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弥补了法律的空白,有利于促进公民权利和法律意识的提升。然而,目前行政指导的理论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法治程度较低、实务问题存在较多,其特有的非强制特性削弱,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事实上的强制性。行政指导的强制性表现为违背目标群体的自由选择意愿,强加政策或行政目标于公众的意愿之上,包括政府权威的滥用、对拒绝执行指导内容者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处罚,甚至在利益引导方面弄虚作假,迫使被指导方接受指导。指导双方的沟通协商作为行政指导非强制性的保障,是行政指导非强制性是否受损的重要体现,包括行政指导相关信息披露不全、对目标群体的沟通协商意愿疏于回应、以不当的沟通方式给被指导方营造压力环境。从后果角度分析,行政指导中产生的强制性行为给目标群体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害,以及强制性行政指导发生后缺乏有效救济措施,同样侧面反映了行政指导存在强制性。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基础,理想化的行政指导、行政机关、目标群体以及外部环境是行政指导适用中产生强制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行政指导内容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影响了行政指导的执行和功能的发挥;行政机关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了强制性行为是否会发生;双方的沟通不畅也使强制性指导行为发生成为提供了条件;目标群体的权利与法制意识不足、行政指导认知障碍与传统思想束缚,是强制性产生的间接原因;配套的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法律救济体系不完备也为行政指导带来了不利的外部环境,成为去强制性的障碍性因素。在实践中,行政指导强制性的存在,无论于行政主体还是公众层面,都没有引起较大的关注和重视,强制性作用程度表现的也较为轻微和隐蔽。但就行政指导长远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政府的改革转型来看,行政指导的强制性问题须要引起更多的重视,须要一定的措施实现行政指导去强制性,包括优化行政指导方案、提升行政机关行政执行能力、增强目标群体的素质,以及营造有利的行政指导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