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身陷北平的读书人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进退出处的选择,本文关注的是他们如何调动固有的思想资源与修辞策略来表达个人的心事怀抱,或为自己的选择辩护。“沦陷”在本文中有双重含义,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即1937到1945年间的北平;更是指读书人群体在历史上反复遭遇到的政治伦理困境。　　之所以选择北平,是基于这座城市层累的时空结构,亦即从帝制末期到1940年代层层叠压起来的历史经验。北平城内不同经验层次、不同主观时代的并存,可以用“同时异代”的说法来概括。本文处理的对象,既有近代意义上的知识人,又有依附于传统的遗民群体,只有用“读书人”的称谓才能同时涵盖新旧两方面的人物。本文侧重于“读书人”作为道德团体的面向,而非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　　整篇论文的分析向度,一是“伦理”,一是“修辞”。二者不是并列的关系,修辞是伦理的表达方式,本身也是一种伦理安排。本文通过修辞层面的分析来探讨相对抽象的伦理问题。读书人的伦理境遇聚焦在进退出处的选择上。所谓修辞策略,包括诗文中的典故系统、史家的春秋笔法等,不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被看作象征性的社会行为。　　在研究格局上,本文试图打破新旧、文史的界限,所以选择个案时,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将新文学、新文化相对化。第一章借用都市研究的框架,定格于沦陷的瞬间,对七七事变前后的北平做一鸟瞰。以下各章则属于个案研究,隐含着新旧、文史的坐标系。第二章从动机与效果两方面,分析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三套笔墨:游戏文章(即打油诗)、官样文章、正经文章,借以呈现知堂落水前后的处境与心境,及其出任伪职后的发言姿态,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挪用与改造。第三章进入史家陈垣的著作,包括《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宗教三书”及《通鉴胡注表微》,解析其中援古证今的“表微”机制。第四章借俞平伯的文类选择,围绕长篇五古《遥夜闺思引》,探讨新文学的表达限度,着眼于本事的考索、典故系统的梳理及文类传统的承继。第五章以瞿兑之为中心,考察四十年代掌故学的勃兴,关注这种碎片化的史学与时代氛围的呼应关系。第六章以郭则沄为首的延秋词社及咏故宫五色鹦鹉的《换巢鸾凤》为例,处理遗民群体的诗词唱和与家国认同。　　本文涉及的文本虽然跨越了新旧、文史的界限,但有一个共同的修辞特征,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这种在沦陷的特殊语境下,被迫采取的写作策略,不妨称之为“隐微修辞”。提出“隐微修辞”的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反思新文学的写作机制,进而探讨新文化在抗战期间面临的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