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入易变性反映了国际资本流入规模、方向上的波动性,表现为资本大量涌入—枯竭—回流的动态过程。观察近30年拉美及亚洲经济体曾经历的危机可以发现,危机通常与这种易变性相伴相生。2002年以来我国经历的大规模资本涌入在2007年次贷危机后的全球资本流动回调下能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易变性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对我国进行易变性的风险控制有一定指导意义。资本流入易变性在国内仍属较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文献不多,且没有定论,这与易变性衡量指标不统一且存在内生偏差有关。此外,对易变性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阐述层面,理论及实证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对易变性衡量指标、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改进,对发达经济体、拉美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易变性分类型、分阶段进行了量化比较,深入剖析了资本流入易变性的区域差异、类型特征及变化趋势；从易变性的产出、投资及货币效应方面对其经济效应及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缺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易变性及波动性指标的内生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所有经济体的FDI易变性都是增加的,FDI和其他类型资本流入的界限日渐模糊、稳定性下降；过去3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易变性呈上升趋势,其中FDI易变性增加尤其显著,且1998年后所有类型的资本易变性均高于其他经济体,组合投资的投机特征更显著。因此亚洲经济体面临较高的易变性风险,且风险并不因其以FDI为主的资本流入结构而减弱。二、资本净流入易变性会导致产出损失及产出波动性的提升；对国内总资本形成有显著的负作用；易变性对名义汇率波动性及国内价格水平波动性均有显著正向冲击,进而导致实际汇率波动性及经济体脆弱性的提升。三、易变性导致产出损失、总资本形成缩水、名义汇率及国内价格水平波动性提升等负面影响程度在亚洲新兴经济体更高,汇率弹性和过度借贷行为方面的差异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亚洲经济体的汇率弹性较低、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其国内金融机构过度借入外币债务的行为使其信贷渠道受易变性影响的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