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针对的问题是晚清小说的变革方式及其整体评价。于前者,其主要观点是中西互动下传统的内在转化,即认为传统观念限制了翻译小说的选择,也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传统小说的内在渐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晚清小说革新的方向。于后者,其观点是晚清小说并未与传统产生实质性的断裂,虽有可观之新交,但并不彻底,只是现代小说的孕育阶段,晚清小说进入正统文学是传统小说“尊体”的必然结果。论文采取的论证方式是由点及面、点面结合,即以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为中心,企图以个案研究反映晚清小说变革的整体面貌,并进而追寻晚清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为明晰梁启超小说革新的思想文化背景,论文首先考察了晚清小说文学生态的变化,其重点是要理清束缚传统小说发展的因素在此期有何新的变动。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儒学的式微使曾经被视为“异端”的小说入主正统,二是科举危机使小说创作队伍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三是文字狱的消解驱散了笼罩在士人头上的沉重阴霾,四是白话文的提倡使对俗语文体的卑视得到了扭转,五是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使小说获得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在“小说界革命”提出以前,梁启超主要受到乃师康有为的影响,意欲通过翻译小说来输入新学,以开启民智。因其非当下救中国之急务,并未实行,戊戌政变后梁氏始提倡翻译政治小说。自立军起义的惨败,使梁氏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从教育民众开始。因而他创办《新小说》,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其观点以改良群治、塑造“新民”为依归,从佛学的角度阐明小说移情的功效,并批评传统小说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率先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梁氏的小说翻译,以“关切于中国时局”为导向,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翻译以“意译”为主,尤其是《十五小豪杰》,为适应中土读者的阅读习惯,形式上还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说话人的口吻与章回小说形式。梁氏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目的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该小说是“以新意境入旧风格”,即以旧小说的形式演义新思想、新内容,整体体现了“以文为小说”的特点。显然,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是革新小说的思想内容而非形式。　　 《新小说》创刊于横滨,十二期后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刊行地未变。其刊行时间误署及未署的,论文均作了考辨,并认为其停刊是多次愆期及经营问题所致。《新小说》早期注重政治宣传,后因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政治小说”栏目被取消,早期的撰稿人大多退出,吴趼人及周桂笙等人的加盟标志着《新小说》不再是政治主张的单纯宣传品。从小说理论上看，有些人虽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总体而言,只能说是梁启超的继续与发挥。自著小说是《新小说》最重要的一部分,七期以前小说以宣扬政治观点为主,缺乏可读性:后期以吴趼人为主,虽也受到了前期的影响(如宣扬民族主义的《痛史》),但以“开智谲谏”为主,对其作品,论文不袋成说,均予以重新解读,尤其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借助作者自己的评点,否定了前人的“没有结构说”及过分强调其叙事创新的观点,而得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新小说》的翻译以侦探、言情小说为主,现实意义不及自著小说。　　 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在晚清受到了广泛的响应,晚清小说趋于繁荣,但问题亦接踵而来。时人开始批评“新小说”议论多而事实少、结构散漫及直白无味的弊病。“新小说”终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小说开始向娱乐及消闲性方面发展,文言化也越来越严重,渐以迎合读者为目的。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小说”与传统小说一样是“诲盗诲淫”之作(《告小说家》)。可见,晚清“小说界革命”并未取得彻底成功。　　 通过总结晚清小说革新的主要特点,论文认为小说与词一样存在“尊体”现象。小说进入正统文学,必须借助正统文学实现自己的转化,这就出现了小说的政教化、史化及诗文化的倾向,传统小说这一渐变决定了晚清小说革新的方向。在晚清,小说进入正统文学的行列,正是传统小说这一努力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