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不断发展,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经济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未成年人居家线上学习情况增多,其接触电子设备机会也相应变大。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问题开始频上热搜,成为热议话题。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纠纷中夹杂着许多法律问题,法院审理因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而引发的诉讼纠纷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不一。笔者研究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提出建议,希望能为司法实践做出贡献。本文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该文的创新点和建议可行性等。第二章以三个案例引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首先为直播打赏行为定性争议,主要是赠与合同与服务合同之争。其次是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效力之争,合同无效的司法后果。最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证明难点,分别是行为主体识别、认定未成年人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符合、未成年人行为是否经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第三章是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定性分析。首先是充值行为,充值行为仅涉及平台与用户双方,有两种观点,分别为服务合同与买卖合同,笔者认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服务合同也可以参照买卖合同规则来进行处理,故不多赘述。其次是打赏行为,打赏行为涉及平台、主播、用户三方法律关系,具体可分为赠与合同说、服务合同说、无法律关系说。最后给出笔者观点,即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综合认定合同类型。即在普通情况下以及私下打赏应当认定为赠予合同;在用户要求主播进行某种表演行为并与主播达成合意时应当认定为服务合同;对于主播明码标价的权益应当认定为民法上的“物”,此时二者成立买卖合同。后分析了认定赠与合同与服务合同、买卖合同下可否使用撤销权以及请求返还财物的请求权基础不同。第四章是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效力分析。一方面分析了合同效力,有两种观点,有效说认为由于电子合同特殊性应当直接认定该类合同有效;区分效力说认为应根据《民法典》规定的行为能力规则来认定合同效力。笔者认为应根据《民法典》规定的行为能力区分合同效力,但平台若能证明未成年方具有欺诈行为,可以认定合同有效。同时可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措施进行辅助。另一方面分析了合同无效的司法后果,监护人、平台、主播三方均负有先合同义务,违反上述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又直接影响到财物返还金额。第五章即分析未成年人打赏纠纷中的证明难点。主要包括打赏行为主体、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行为与年龄、智力相符合。首先分析举证责任主体,根据现有举证规则由未成年人方举证。其次提出解决思路,打赏行为主体识别可综合账号信息、登录设备ip、聊天记录、当事人陈述、视听资料等证据认定。符合智力、年龄的金额一可以根据《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中规定的具体数额进行认定,二可以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家庭条件来进行认定,三可以让监护人提交未成年人智力发育缓慢的证明来认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可以让监护人提交未长期居住生活、个人信息被盗用、被欺诈的聊天记录、发现后立即补救措施如冻结银行卡、修改交易密码等证据进行认定。第六章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法律问题规制提出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包括尽快出台正式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发布指导性案例,设立打赏冷静期制度;加强网络直播平台监管,设立企业合规等责任减免制度对直播平台进行激励,完善青少年模式;制定与缔约过失责任相适应的财物返还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未成年人方提出部分可以证实未成年人为打赏主体的证据时,应当将证明责任转由直播平台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