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学领域的范式转换,跨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被纳入文化学考察范围。记忆作为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文学的基本主题。本文基于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achtnis)理论,重点分析德国当代小说《柏林之旅》(Die Berlinreise,2015)与《你好柏林》(Selam Berlin,2003)两部小说中呈现的柏林回忆空间。通过分析作品中经历变迁的柏林的回忆,提出两部文学作品对柏林空间进行了反思性建构。作为文本分析的理论支撑,论文梳理了文化记忆概念和文学领域的空间转向。理论部分首先将个人交际记忆(das kommunikative Gedachtnis)与文化记忆进行了区分。从记忆模式与记忆媒介出发,文化记忆又可以划分为功能记忆(Funktionsgedachtnis)与存储记忆(Speichergedachtnis)。地点本身虽然没有记忆,但作为记忆的媒介之一,它可以承载象征意义,激发个体对过去的回忆。对地点的感知,会伴随着个体的变化而变化,并生成新的记忆。论文的文本分析部分将文化学的记忆理论与文学的叙述分析策略相结合。首先分别考察了两部德语小说中呈现的柏林印象。两部作品通过对交通工具的描述、对柏林墙的反思等勾勒了不同的柏林概貌。《柏林之旅》透露出对“旧柏林”的偏爱,《你好柏林》则表达了对“新柏林”的失望。其次,分析了主人公与城市的交互空间和旅行唤起的记忆。受到各自经历、回忆和文化背景(《你好柏林》中)的影响,作品中的父亲、母亲等不同角色对柏林这座城市持不同态度,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关系在其中得以确立。最后,通过分析两部小说在文本层面对回忆的叙述性演示,包括对记忆的辅助媒介的运用,论证小说作者对柏林回忆空间进行的叙述性重构。《柏林之旅》与《你好柏林》呈现了不同的柏林风貌,反映出不同的记忆结构,而人物与城市的互动一方面受记忆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新记忆的生成。两部作品对柏林回忆空间的书写,重点与视角并不相同,但都体现了对过去的反思和未来的展望。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柏林之行或回归之旅,是重新审视自我、认识世界的过程。文学作品是回忆的媒介,是对记忆的诗化书写。《柏林之旅》与《你好柏林》建构了柏林记忆的文学空间,进而成为柏林的记忆媒介,这也正是文学的文化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