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作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制度总是以一种潜在或显在的方式推动或阻碍着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它渗透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意或无意的对社会产生着关键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奥秘,文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亦是一切治理工作和活动展开的根本前提。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地提出制度优势、并将其作为国家顶层设计进行全面部署,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正成为一个核心词响彻华夏。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如何构建、完善当前的乡村治理制度成为新时期制度建设的关键;而运用何种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逻辑和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剖析、阐述同样成为新时期制度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中国,乡村社会素有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的说法。换言之,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保证我国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几经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治理模式和态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了笔者的疑问: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具有何种表现形式?呈现出何种特征?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所遵循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制度能够持续保持并逐渐优化,而有的却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取替?影响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未来的乡村治理又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和发展趋势?基于此,本研究沿着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引入制度变迁研究中关键节点、间断均衡、路径依赖等核心概念,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变迁轨迹、变迁逻辑链条以及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展现出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完整图景、破译出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密码。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新制度主义的各主流学派中（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提炼出制度变迁分析的核心概念,建构了一个用以解释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即“理念——权力——行动者”分析框架。研究首先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关键节点理论和新中国具体的制度环境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识别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核心指标,通过治理危机识别、根本政策变迁以及治理理念变迁三个核心指标“精准”识别出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并在此基础上将新中国乡村治理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着“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轨迹是何种形式?”这一核心问题,研究以理念为逻辑分析起点,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面,对乡村治理不同时期的治理理念逐一解构,通过探析政策话语和治理理念的内在逻辑联系,进一步描绘出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轨迹。围绕着“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如何发生?”这一核心问题,研究分别以“权力”和“行动者”为逻辑分析起点,首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结构变化进行梳理,探寻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数次“下沉”和“回撤”过程中乡村治理制度变迁与权力的内在逻辑联系;其次,将行动者置于制度分析之中,分别从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党组织、乡村社会组织及农民等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的微观视角,回答在乡村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行动者发挥的能动作用、探讨行动者对制度变迁发挥的具体影响、理顺行动者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围绕“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为何变迁?”这一核心问题,沿着“理念—权力—行动者”的分析框架,结合新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识别和判断,进一步总结出我国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过程基本遵循着“理念转变—权力结构调整—行动者互动”这一逻辑链条,即由危机或重大事件触发的新理念决定了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的总体发展方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运行影响了制度的变迁轨迹,乡村治理中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和博弈最终实现了对制度的适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完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机制的初步设想,从而为实现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