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近期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十一五”规划，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由于广大农民占居全国人口的多数比例，而农民收入重量占比过低，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数量上改变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比例关系，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关键步骤。国外经典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是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特殊性，其对于中国实际的适用性明显不足，因此更多的是起借鉴作用，在运用时不能采取“拿来主义”，需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修整和扩展。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条件和影响两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充分和成熟。而对于转移过程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目前的很多研究提出了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也分析了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就业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制约性影响，但是对于问题与制度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尚缺乏较充分的论述。而且，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以全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为研究对象，对于特定区域(特别是欠发展地区)的研究较少，而且不系统。鉴于这些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以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研究对象，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选取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溢出为研究视角，通过将宏观经济转轨与微观行为调整相结合，探讨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并试图解释存在的问题与其产生的制度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通过分析不同制度背景下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取向，寻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剩余出来，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引导，逐步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中就业，是一种可以由经典的刘易斯——托达罗模型描述的现象。从全国范围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相应的城市就业状况的阶段性变化造成的，而且目前已进入由速度微缓再到高速转移的新阶段，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较大的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趋缓。与全国情况相比，西北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转移情况不容乐观。根据本文测算的结果，1993年以来西北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规模保持在1400万人左右的水平，而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趋势。1995—2005年，农村非农产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出现递减趋势，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增长比较缓慢，(与全国相比)每年新增的转移人数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重偏低。由此，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非农产业中的就业渠道和行业选择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受阻的各种制约因素。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较大规模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转移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进城客观上具有可行性，户籍制度的宽松则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转移不彻底、二元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等。这些问题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地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性因素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在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市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取决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有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农村劳动力低层次的素质结构，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到制造业和不可忽视的其他行业，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非正规部门，主要表现为大量在城市的自我雇佣人员以及小时工、零时工、季节工和自由职业者以及经常变换工种的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都能产生溢出效应，而当前国家教育投资、县乡财政状况、农民职业培训、农村科技投入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农民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就应当努力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应用新的技术知识，转移过剩劳动力，实行专业化生产。但是，在西北地区，农民在这些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是有限的。而农民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恰恰是在现行农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的强制性、渐进式制度变迁，不仅可以分解为宏观经济制度变迁、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和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而且具有产业偏向、城市偏向、区域偏向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偏向的特点。这种具有偏向特征的制度变迁，一方面拉大了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在乡村范围内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乡村外转移，提高了迁移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提高了进城的农村劳动力的从业成本，弱化了其在城市进行非农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不足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向非农产业的彻底转移和向城市的彻底迁移，在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兼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理性选择，结果是无法克服制约彻底转移的人力资本瓶颈，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制度变迁的偏向特征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困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移的关键原因。因此，必须以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溢出的双重作用为基础，探索促进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型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以重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以新型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点改革农村工业化策略和教育制度，形成以“就地转移”为主、“异地迁移”为辅的“城乡互动型一体转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