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罗素思想观念的核心,也是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与实践的方向。在罗素看来,当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作为现代性基本内涵的“自由”一词不仅演化出了与启蒙时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相去甚远的意义,还演变成一种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假以掩盖自身衰败趋势以及对外扩张野心的“虚假话语”。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罗素携带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失望与寻求解决失望的愿望来到中国时,才得以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中重新挖掘出“自由”的真谛。与后启蒙时代中国在西方“自由”话语的表述下成为“落后、野蛮、专制”的东方帝国所不同的是,罗素的中国观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层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分化出西方启蒙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等侧面。这种新的中国形象正如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既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也为人类文明的繁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罗素分别在七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英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以及在20世纪初期中英对话的双向格局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体现出既同于、又不同于历史发展和时代语境的特点。与此同时,他的中国文化观也表现出既肯定西方理性主义、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的启蒙现代性立场,又否定唯理主义、科学至上与拜物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立场——这些矛盾对立无一不彰显着审美现代性内部的矛盾性与暧昧性,以及罗素作为审美现代性主体的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与此同时,罗素的中国文化观除了具有“救赎”、“拒绝平庸”、“对歧义的宽容”以及“反思性”等理论层面的参考价值之外,还对英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与发展有着现实层面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