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苏轼的诗词和政论等文献及音乐实践中对其蕴藏其间的音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剖析，分析出苏轼音乐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考察出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征特点。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艺术操守准则的体现之一。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衍射到其他相类文人的音乐思想认知上。第一章从苏轼早期的音乐言论及活动中考察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洒脱之美，这种美感的基础之处在于他在入仕道路上对儒家思想的承继，在表现形态上以理论上的“崇雅斥郑”和实际中的“好俗亲伎”的矛盾体呈现。他对琴乐意境、礼乐典制的追求是其音乐思想的表现方式。这与苏轼初登政治舞台和文学领域的坦荡发展态势有关，从某种方面来说还与他对传统儒家思想有着某种依赖有关。由此造成其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某些论点多依从于儒家的雅俗观，而在音乐本体的理解上也有其鲜明的指向性。青年时期的苏轼的“洒脱”性格是其后来思想发展的孵化器。第二章是对苏轼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中“泛美”特征的考察，文章从苏轼自由洒脱的情感状态分析入手，对苏轼在论乐时的本体形态进行了具体解析，通过他人生经历中的意气风发的“情意”考察，发现了苏轼思想中“所见无不为美”的思想基础和表现形态，其乐观浪漫的情怀和积极处事的人生态度，并揭示其泛美音乐美学的思想基础是“寓意于物”的人生态度。第三章对苏轼在“乌台诗案”后由政治的挫折和生活中的不幸产生的“悲美”音乐美学思想进行考察。文章以苏轼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大美学的背景与研究方法，对其悲情的体验进行案例分析，剖析出苏轼思想中的“悲美”思想产生的过程和它在音乐活动中的表现方式。同时揭示出这种“悲美”现象背后的“移情”机制和“疏情”的心理效应，对“悲美”思想的表现方式和文化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分析。第四章对苏轼二次被贬后思想境界逐渐淡定所表现出的“淡美”思想进行研究。文章从其人生经历变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超越和解脱，结合“淡美”的历史传统及其呈现方式等剖析苏轼“淡定”的思想基础和形成过程，揭示出苏轼的淡美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禅宗“不修之修”理念的联系，指出其共有的质与绮、淡与丽、枯与膏等内外对立统一的辩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