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神话相比，中国远古神话没有严谨的系统，大多都是一些零散的碎片，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像西方神话那么明显，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当人们考察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很少考虑中国远古神话对现代文学的渗透与影响。事实上，从晚清到五四乃至到八十年代，中国远古神话一直作为一笔丰厚的资源参与了新文学的生产过程，并对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鲁迅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 一是，鲁迅在现代思潮中敏锐地把握到了中西神话热思潮，在东西文化相互撞击的宏观视野里，在传统文化的悖论结构中，在传统——西方——现实三者的参照导向下，把中国远古神话设计为寻找精神的向导之一，并作为构筑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具体方法。 可以说，鲁迅致力于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问题及其中国文化的转型重建问题等。而最终归宿是谋求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就是要中国改变积贫积弱的境况，追上世界先进发达国家，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而要改变国家境况，就要改变中国国民，改变中国国民就要启蒙，要启蒙就要“重个人”，要“重个人”就必须既批判、改革国民性而“立人”，又要“正信”，而“正信”的完成要靠宗教与神话。因此，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启蒙与批判、神话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思潮等。这些问题集结在一起，展示了一个广阔的文化领域，其中蕴含着鲁迅丰富的精神积淀：一个方面，是鲁迅对中国远古神话相关问题的一般和具体的思考与论述，零星地散见于他的学术论文(如《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文学创作(如《故事新编》和其它散文及其一些书信等)中，鲁迅通过对神话的理解与思考来表达自我的思想，建立一种自我精神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鲁迅从对神话的具体思考中，从具体的论证中，能产生、提炼、结晶出思想的、文化的一般结论，即形而上的精神向导。这就是鲁迅既要把神话作为方法论基础之一，又要把它纳入认识论、世界观的思想范畴，并以此来指导、构建自我的精神世界。 二是，神话主题以原始意象的方式在鲁迅精神世界里复活，形成了鲁迅对人生、生命、情感等问题的终极价值体验。 (一)“神话英雄”潜藏于奢迅的精神世界之中，造成了普迅英雄心态由对鬼神形象由衷的热爱、盲目推崇到张扬“拜伦式英雄”的英雄主义情怀，再到人的英雄立场的认同。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鲁迅深深体味到社会拒绝英雄，也遗弃英雄;英雄也只能在由圣到俗的转化中，失去自我，陷入孤独、绝望、悲凉之中.神话英雄是普迅悲剧精神的载体，也是言说者。在对神话英雄高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生孤独、生命悲凉、情感阴冷的形而上意义的悲恰体验与苦涩回味，这是普迅精神品格的核心。 (二)神话复仇主题在鲁迅精神世界的建构中颇有几分宗教色彩.鲁迅在对贵尤、刑天、共工、夸父、精卫等神话资源的汲取中，首先发现其复仇意义:复仇的终极意义即惩罚，复仇首先意味着向自我复仇并自我毁灭。中国远古复仇神话“自恶一一破禁一一惩罚”的三段论复仇模式潜入到香迅的心灵深处，影响着普迅的精神塑造。“自恶”强化了普迅心灵深处的阴冷色调;“破禁”促成了鲁迅对国内外敌人、反动势力、一切权威的无比痛恨与毫不妥协的韧性斗争精神;“惩罚”则寓示着一种自怀大爱而不惜自我栖牲的受难的基督精神.如奢迅的挚友，日本的内山完造在奢迅的追悼会上评价的奢迅为“深山苦行的一位佛神”。但香迅不是宗教徒，他在对神话复仇精神汲取的同时，又必然要时时观照西方、现实这两大精神向导并受之牵制，这就形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一大悖论:希望中的绝望的复仇之路与绝望中的希望的拯救之路.两者原本是确嗡格的，但却辫证地统一在香迅身上，形成了普迅百折不回、上下求索、永远抗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