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1—1965年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调整及其演变作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大跃进”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巩固与强化。笔者结合大量的档案材料,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力求做到“论从史出”。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分析“大跃进”之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调整的原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国家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不得不剥夺农民的经济利益。粮食价格长期走低、严格控制自由市场、购后不能及时返销等等,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了使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长期稳定运行,必须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适时地进行调整。二是“大跃进”之后,就我国面临的经济、政治形势来说,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调整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三年经济困难,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急剧减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与农村的分离,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重构,必须对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进行调整,以缓和国家与农民相对紧张的关系。三是高层领导人逐渐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热中冷静下来,重新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调整各项政策。特别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指导方针确定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主要分析这一时期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具体调整及其在基层的实施情况。为了促进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国家逐步转变“大购大销”的粮食购销方针,向“少购少销”转变；确定实行“一定三年”的粮食政策,把征购数量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使“农民心中有数”；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重新启动农村粮食市场,满足了农民交换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实行工业品奖售和换购制度,通过物资奖励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保证了国家对外的出口、对内的工业发展以及城镇居民的生活需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全国粮食价格进一步平衡合理,维护了市场的稳定,扭转了购销价格倒挂的情况。第三部分,对这一时期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调整的特点和效果进行分析,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一系列调整,体现了国家在经历严重困难之后,在决策上的更加务实性,但是这些调整大都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没有形成相关制度,这就影响了政策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发挥,虽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征购的好转,但并未实现质的飞跃；虽刺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并未终止人民的反行为；虽缓解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但并未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