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习的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由Argyris和Schon首次提出，到90年代Senge致力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不断推动着组织学习的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特别是90年代西方战略管理研究的高涨，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视角，使组织学习研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知识管理与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组织学习研究本身得到深化的同时，也凸显其价值。西方关于组织学习的学术研究成果颇丰，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具有密切的关系；组织学习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过程，是创造组织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组织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获得长期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组织被称为学习型组织。关于组织学习是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或者说组织学习是通过哪些因素(中间变量)来影响组织绩效的，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哪些因素对组织绩效影响更为显著等等，这些问题业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是，遗憾的是，目前针对中国企业组织的研究，对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企业组织的相关研究鲜少，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均不能满足中国企业的组织学习理论建构和企业实践的需要。本研究以处于中国复杂与动荡的转型经济环境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如何应对组织变革与创新，增强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促进持续创业，从而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为主题，从基于资源的战略观点(Resource-based view)视角，探讨企业组织学习(OL)与创业导向(EO)对组织绩效(OP)的整合影响，从而从理论上丰富了关于组织学习与公司创业的整合研究问题，从实践上为我国企业如何加强组织学习能力与创业活动的适配性，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提供有益的指导。本研究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企业的一种有价值的、难以模仿的、有利于建立竞争优势的长期的生存能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企业的组织学习将影响其进行创业思考与活动，从而影响组织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是：其一，组织学习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是什么?组织学习与创业导向对组织绩效的整合影响是什么?其二，在没有创业导向中介调节的情况下，组织学习对组织绩效的直接作用如何?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1个总体研究假设与16个子假设，通过建立组织学习-创业导向-组织绩效(OL-EO-OP)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并基于201个企业的有效样本进行了假设验证。本文有如下四点学术贡献：第一，本研究基于以往学者分别针对组织学习-组织绩效(OL-OP)、创业导向-组织绩效(EO-OP)以及组织学习-公司创业(OL-CE)双变量关系的探讨，结合中国特定的创业环境，将组织学习-创业导向-组织绩效(OL-EO-OP)三者进行整合研究，以组织学习为外生潜变量，创业导向与绩效为内生潜变量，同时创业导向也是中介调节变量，采用结构方程建模分析方法探讨了三大主体变量及其各子维度(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可度量的观测变量(显变量)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将OL、EO及OP三个主体变量进行系统整合且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相应研究尚处于空白。本研究揭示了企业组织学习对创业导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组织学习的不同维度对创业导向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作用强度，二者整合对特定的绩效维度产生正向影响，但组织学习通过创业导向的竞争侵略性维度对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从而证实了企业的组织学习对创业导向的影响作用以及创业导向在OL-OP关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第二，本研究证明了在没有任何中介变量调节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组织学习及其子维度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丰富了以往学者对于OL-OP关系的研究多是将组织学习或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一个笼统的变量而未对其进行变量细化研究的内涵，将以往将组织绩效作为一个笼统的变量或单一绩效方面变量(如创新绩效或财务绩效)拓展为有子维度支持的系统变量，从而更贴切定量化分析与企业管理实际。本研究基于对三大主体变量的系统细化，通过由概念性变量向操作性变量的分解，更加深入揭示了组织学习各子维度对绩效维度的不同影响，从而证实了各子维度(要素)之间影响关系的差异。第三，本研究基于西方学者针对西方企业研究提出的组织学习与创业导向测度量表，结合我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及不同规模的企业特征，对量表做了适度的调整与修改，通过信度、效度分析，验证了其修正是合理的，可有效地解释我国企业的组织学习与创业导向特征，且证实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尚未完全证实的创业导向4个子维度之间的独立性。第四，本研究揭示了组织学习的开放性与试验维度、知识传递与整合维度是我国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短板”，集中反映了我国企业团队学习能力不足、开放性与试验创新的组织氛围建设不够的现状；而创业导向的先动性与冒险性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体现，从而减弱了组织学习的关键要素对创业导向的促进以及二者整合对企业绩效的促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