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滑,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新生劳动力增速缓慢,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如何在适龄劳动力数量较为固定甚至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就业市场潜力成为国家热点问题之一。互联网的使用为这一问题提供新思路。灵活化、多元化就业方式逐渐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方式。调查显示,阿里、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平台快速兴起,为社会提供大量新就业形态就业机会,2019年我国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800万人（2019年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这过程中,互联网打破时空对劳动要素的限制,降低就业门槛,不断推进劳动群体灵活就业,提高社会就业参与率、丰富劳动力就业形式、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为劳动者平衡工作与生活提供契机。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普遍从就业规模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对就业形式和就业质量的研究较少,为更好的刻画互联网对就业的工作机理,本文在研究中不仅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规模的影响,还加入其对就业形式和就业质量的分析。本文基于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主要运用Probit、多元Probit和OLS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就业选择、就业形式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同时引入互联网闲暇使用变量,研究其对就业选择和就业形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在促进社会就业的同时,对受雇就业和标准就业存在正向影响,对自雇创业和非标准就业存在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之后依旧成立;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劳动者降低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收入、适度促进工作自主性,从而提高劳动质量;通过对互联网闲暇使用的研究发现,网络社交、学习和娱乐等闲暇使用偏好对就业决策存在差异;此外,互联网的使用在教育、地区、年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基于此,可从互联网的使用这一角度为促进社会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对政府而言,应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使用效率;对企业而言,应更好的使用互联网优越的信息传递功能,制定更为人性化的用工方案,帮助劳动者完善工作家庭体系;对劳动者主体而言,应更加积极的发挥互联网网络教育资源和社交资源,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社会资本,同时也应避免网络娱乐的过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