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论题。研究现状认为，孕育出“正始玄学”之曹魏朝是“魏晋玄学”得以兴起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夏侯玄、何晏、王弼等“玄学”巨匠。对于这一历史线索，现有学术研究中仍有史事上的补充之处。作为魏晋臣子和学者的傅玄通过“上疏”对这一历史线索进行了回顾。本文也试图通过这一线索来认识“正始玄学”所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与思想格局。按照这样的线索，本文通过以《三国志》为核心的诸文本，探讨与研究了“正始玄学”得以萌兴的政治历史环境与社会格局。曹操出于战争时期的现实考虑，依靠自身的个人驾驭能力，吸收引入了曹氏宗亲（包括曹氏，夏侯氏）、“谯沛士人”“颍川士人”“汝南士人”“河北士人”“荆州士人”以及一些道教人士。这些出身与来路完全不同的士人，在战争时期，通过曹操良好的驾驭能力而能够暂时合作共事。但是，曹操辞世后，曹丕由于在政治上性格狭隘，引起了曹魏政权内各方士人的不满。曹丕的掌控能力又非常有限，这引起了曹魏政权中士人在思想活动与政治态度上的离心力。继曹丕帝位的曹叡却很大可能不是曹丕的亲生子，他对于江山的姓氏问题，本就没有高度的关注力。曹叡是有着清醒头脑的帝王，不过他与朝臣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在曹操的时代，战场上的胜利，是许昌政权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一切思想文化上的建设都围绕国家与制度建设而展开，并在建安时代表现为“刑名”学术。而一旦进入魏文魏明时代，则一切的思想文化活动与社会运作都开始重新开展起来。文帝曹丕对于曹魏政权的掌控能力有限，明帝曹叡对于朝政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但是对于士人社会的疏离却在不断加剧。士人社会中的新兴力量不断通过“玄论”“浮华”思想与文化活动，以及实际政治中的诉求，不断冲击曹魏朝的掌控中心。在正始年间，曹爽开始重用他的表亲夏侯玄。夏侯玄在当时的士人社会中，作为政治与思想领袖的形象而出现。早在曹叡执政的太和年间，夏侯玄与何晏等人就着力开展抽象哲思与现实施用相结合（“儒道合流”）的“玄论”活动，“玄论”引道家思想入儒家思想，使得思想活动变得高深而富有魅力。在当时，名气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资本。通过“清谈”“玄论”，夏侯玄、何晏等人获得了盛名。曹叡敏感地觉察到了“清谈”“玄论”对于政治安定的影响，以“构长浮华”的名义罢免了“清谈”群体。在曹爽作为辅政大臣上台后，他们重新开始进行哲思与政治相结合的“清谈”“玄论”活动。其间，何晏邀请了少年天才哲学家王弼加入到这个“论坛”中来，他们被后世称颂为“玄宗之祖”。“玄论”带有着浓厚哲思，并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哲思与政治格局、士人社会的状况相契合。他们的思想，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儒道合流”，儒家思想要以道家思想为根本。因于曹氏出身，以及他们与司马氏的思想对话与政治论战，夏侯玄等人的思想因素中要表现出如下的思想上的总体格局：（1）儒家思想是合理的，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2）道家思想也是合理的，因为夏侯玄等人的思想背景与家世都包含着道家或道教因素；（3）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都不能弥漫得太过强；（4）儒家思想要以道家思想为根本来施行。（5）在表达层面上，则正好相反，儒家的形象则要高于道家形象。在“玄论”学术集团中，各人承担不同形象，夏侯玄作为贵族与政治领袖而出现，何晏则作为文学家与艺术家展现于士人社会，王弼则是这个时代最为出色的哲学家。这个群体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自然”以对话于“刑名”之“名教”。此时，满朝儒学朝臣并非都拥护司马氏。臣子们只是习惯了对于这个政权保持着不甚忠心的状态。傅玄所言“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的局面就出现了。“正始玄学”群体从政治立场上来说，力图挽救曹魏朝于危亡之时，从晋室立场上来说，“虚无放诞之论”倒可谓托辞。在曹魏朝的时代，政治格局、士人社会、思想对话这三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共同影响了“正始玄学”的基本格局。“正始玄学”以王弼《老子注》为巅峰之作，王弼注中预设了一个先行的《老子注》，王弼注是思想对话中的应对者。这本原初的《老子注》为王弼同时代之钟会所著。王弼注与钟会注表现出正相反对的世界观。钟会代表的是曹魏朝最为原初的学术派别：“刑名”学派——“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王粲即是“刑名”学派的原初代表，但是王粲的从孙王弼却从“刑名”学派中成长为与“刑名”学派进行思想对话的，正相对的学术与政治派别——“玄论”学派的思想代表。这些说明，“玄论”与“刑名”既属同源，又相互对话，他们共同试图以己方的哲学观来解读《老子》。“玄论”学派在自然观上认同《老子》，在政治观上则有修正；“刑名”学派则正相反。然而历史证明：自然观上对《老子》的认同，使得“玄论”成为了中古思想文化的主流——“魏晋玄学”。而因政治观上对《老子》的认同，则使得“刑名”成就了实际政治事业——“司马晋朝”。“正始玄学”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格局、士人社会和思想对话密不可分，这种特质也影响到了“魏晋玄学”后期各个时期的思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