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和外部性问题,政府介入食品标签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基础,食品标签制度能够引起利益相关者上下联动的集体行动,成为国家治理工具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索制度边界与治理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治理工具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考路径。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通过梳理法律法规相关文件、对比食品标签、分析案例、总结生产主体和消费者的访谈资料回应研究主题。本研究重点分析了食品标签制度此类信息工具的职能边界、作用路径及溢出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标签到标签制度实现了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属性演变,制度目标由一元向多元目标体系发展,制度目标多元体系的发展方向贴合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向,制度目标注意力转移推动了强制标识内容与自愿标识内容间边界的变化。第二,食品标签制度的治理路径是信息传递,信息传送的终端对象是消费者。食品标签属于信息工具,具有尊重市场、给予消费者充分选择权的工具特性,规制效果相对较弱,通常需要与其他工具协同,增强制度有效性。第三,政府介入标签制度的主要方式有直接介入和第三方间接介入。直接介入实效性较强,政府在其中扮演管控的角色。该方式可能在制度职能边界、制度与制度环境边界的嵌入度、制度现实边界与法律边界契合度方面存有问题。我国的“第三方”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公私属性所占比例影响了制度的实施效果。间接介入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第三方寻租。政府介入方式取决于对象内容与制度目标之间的关系,直接介入的对象是强制标识内容,与制度目标密切关联,间接介入的对象内容则是与基本安全无关的其他信息,在间接介入的方式中,政府角色倾向于监督和问责。第四,当公益制度目标和私益目标相冲突时,生产主体通过正式程序中的非正式程序重新定义了政策边界。第五,非正式制度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保护了小生产者,体现了社会联接机制,维系了地方知识,为正式制度提供了制度弹性空间,弥补了其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期待,缓和了正式制度的统一性、标准化与本土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第六,制度的治理边界并非铁板一块,是各利益主体,受社会、市场力量作用下不断平衡、妥协的结果,制度边界在松紧之间不断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