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案例制度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对制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宏观性研究成果已然丰硕的基础上,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第60号指导性案例为切入点,对援引方式、主体、地区、地位等方面进行研析,以点带面,可以发现行政指导性案例存在普及程度不够、法官回应率低、引用效果地区差异大、法官回应意识薄弱、援引范围存疑等弊端。究其根源在于行政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模糊。这种定义性困境不仅导致司法裁判人员不愿突破现有的司法裁判逻辑,更使得司法机关怠于推行、普及。因此,推进行政指导性案例有效落地应以明确其效力定位为出发点,如此才能厘清其发展方向,指引相应配套措施的构建、司法裁判的援引。行政指导性案例具有参照效力（指导性）在法律文件中是有明文规定的、符合成文法体系的内在要求,且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但指导不等于不为,参照也不代表可妄为。“是否引用,应当回应”的要求以及实践中逃避回应、低质量回应的现状,迫切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措施对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予以保障。因此,应多管齐下,构建监督机制和废除机制、规范显性援引规则、明确援引范围、提高社会认同、形成包含行政指导性案例在内新的裁判思维。如此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才能保持活力、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而对于第60号指导性案例而言,应通过明确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委员会对于裁判要点的回应效力,构建反馈机制以增强裁判要点的可操作性、加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等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