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以自由作为发展”概念的思想史梳理、理论框架讨论和经验分析三个方面。首先,整理和回顾了以自由作为发展的范式提出的思想史背景。本文指出,森的“实质自由”源于亚里士多德、斯密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了学术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在自由概念的学术思想史中,自由与市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往往是交叉的,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往往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在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本文在整理思想史的内容时,先从以自由作为发展的哲学基础入手,定义和辨析了自由与功利两个相对的概念,阐述了马克思、罗尔斯、诺齐克、布坎南、森等人对于功利主义的评判和哈萨尼的辩护。本文接着讨论了以自由作为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分析了从斯密的自由传统、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功利主义和自由的结合与过渡、再到功利主义完全统治主流经济学的过程。虽然功利主义在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领域取得了统治性地位,但是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内部却存在着深重的危机,本文从罗宾斯批判到阿罗不可能定理,全面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学术合法性危机。其次,分析了以自由作为发展的范式的理论框架。在森的框架中,以自由作为发展中的“实质自由”概念是通过能力来定义的。能力方法起源于森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的对于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阿马蒂亚·森创造了新的概念和框架来代替福利研究的传统方法。森的工作一方面是指出,若福利经济学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福利,那么福利主义作为其信息基础则太狭窄。森的贡献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聚焦、组织和理性化这方面的工作,他建立了一种评估价值的替代性方法——能力方法,并使其立基于一个精确的哲学视野之上。作为森的理论核心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森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研究贫困与不平等问题、饥荒问题、生活水准问题等多个领域。但是,以自由作为发展的概念在价值判断上和实践可行性上仍然存在缺陷和模糊之处。再次,是对以自由作为发展的量化方法的解释和应用。任何关于人类活动的研究如果无法转化为可操作和检验的命题就称不上是社会科学,而只能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阿玛蒂亚·森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了人类发展指数,从而实现了对人类以自由作为发展的程度的客观衡量上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发展是一个扩展个人选择的过程。原则上,选择随着时间是无限的和可变的。但是对于任何水平的发展来说,有三个维度是基础性的：人们享有长寿和健康,获得知识,可以为了高标准的生活使用资源。人类发展路径和能力方法的关系体现为人类发展的两个方面：人类能力的形成——例如改善健康、知识和技巧；个人使用他们获得的能力——为了休闲、生产性目的或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从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开始,人类发展指数被广泛用于测度和比较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人类发展的最权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与传统衡量指标不同,人类发展指数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和平衡。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修正与拓展。本文的经验分析工作主要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修正；从治理和环境角度对人类发展指数考量的信息进行了拓展；对中国各省区2005年的人类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并通过聚类方法进行了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