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拥有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越来越成为社会稀缺的、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本。因此,建立科学、全面并且长期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在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逐步体现出来。根据委托代理和剩余索取权理论,股权激励确实在稳定人才、激发人才活力和促进绩效提升等方面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在巨大的业绩压力面前,上市企业都纷纷采纳股权激励方案作为长效激励机制的补充,但限于政策的制约,在操作层面上还需要法律文件的支撑。近年来,证监会不断完善股权激励的政策体系,《公司法》修订后推动解决了企业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问题,2018年推出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的决定》更是解除了外籍员工的股权激励限制,激励对象进一步扩大。2018年A股共有399家上市公司公告了409份股权激励方案,公告股权激励方案的数量再创历史新高。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监管政策已放开了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试点数量限制,降低了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实施门槛,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通过上述两种路径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各层级干部职工积极性,国有控股企业也成为了实行股权激励方案和健全经营治理机制中的大军。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中国资本市场上已有总共206份复合型股权激励方案问世。其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组合式激励总共有191份,占复合型股权激励总数的92.72%;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的复合型股票期权共有15份,占复合型股权激励总数的7.28%,每年都会有1-2家企业推出此类激励计划。横向来看推进复合型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由2017年的9.34%增加到2018年的11.48%,表明资本市场逐渐开始意识到复合型股权激励更能够满足企业的多元化需求。但是,如果公司不能合理有效地设计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反而会带来新的代理问题造成价值的流失,这就会严重阻碍股权激励作为常态运营机制在中国上市企业中发挥效用。在股权激励机制享受政策利好和受企业追捧的大环境下,本文厘清了股权激励创新模式相关概念并在总结股权激励契约结构和股权激励效应影响路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深入、细致地考察在契约结构要素理论下复合型股权激励方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对民营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逻辑,具体的分析内容可总结为:(1)不同于对单一激励工具的案例研究,本文选取了在光学光电行业具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实施的复合型股权激励,考察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为以后企业实施组合式股权激励提供借鉴和参考。(2)区别于传统的契约整体观,笔者细化拆分了复合型股权激励方案的关键要素结构包括激励工具组合、行权节奏等,考察其巧妙的设计安排对激励方案静态效应的差异性影响,为解读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上市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契约方案的优化设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3)高级经营者参与复合型股权激励方案的份额被当作本文的研究切入点,首先考量上市民营科技企业推进的复合型股权激励制度能否提供高级经营者充分的激励,接着从代理成本、投资行为、创新能力、现金持有水平和内部控制有效性5个层面展开,分析复合型股权激励能否如预期般有效改良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最后将上市企业实行的复合型股权激励计划的经营业绩细化为市场表现和中长期财务绩效。本文研究了股权激励对民营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路径,构建了“股权激励——管理层激励效果—公司治理效应—经营业绩”的分析框架,有利于理解股权激励是通过哪种中介渠道发挥了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揭示股权激励的传导逻辑和微观影响机制。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笔者并未包含复合式股权激励的全部契约要素,没有细致分析其他契约条款如资金来源、退出机制等,同时,截止笔者写作时间研究企业2018年年报尚未公布,笔者仅能借助年度报告研究复合型股权激励中长期的财务绩效影响。其次,当把激励方案的条款分解后可能忽视了不同条款组合对绩效效应实现过程中的异质性影响。最后,不同的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融资约束、行业特点和要素禀赋都是不一样的,本文还需要加强对不同情景下契约要素安排的内外部动机和逻辑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