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旅外游记是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旅行者对西方文化既接受又抗拒的心理写照。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眼界,增进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先进,救国救民。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克服比远海高山更难超越的障碍。如果一种文化的上层志士们主观捧斥其他文化,社会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鲜事物而又不是机械照搬、盲目崇拜,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滞后的标志。因此,论文以晚期旅外游记研究为基本素材,对旅行者的游记作品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在对游记仔细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旅外游记的代表人物:文化的交流者——王韬、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思想的启蒙者——梁启超进行个案分析,展示旅行者对西方社会生活实态的特别关注,及其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见解,联系时代和社会环境,采用比较对照,分析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如何抗拒西方压力,勇敢接受西方文明的成果,如何因应现代化的变迁,最终推动中国现代性意识的形成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故也有必要对近代旅外游记这个文体写作的大背景做简要的概述,论文从与古代游记的比照中,凸显晚清出现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背景,进而彰显在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身处异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他者文化时所呈现的差异心态或因应反映。当然,近代游记的发展与繁荣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游记小说因为旅行主体的特殊经历影响了小说叙事模式的走向,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与新奇性;另一方面,进入民国后,旅游开始了近代化历程,繁复的旅游活动推进了游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