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的使用权能逐渐从所有权中剥离,并由此催生了用益物权。和近代大陆法系相比,我国固有法中虽不曾有用益物权制度的相关概念,但却存在如永佃制、典制、铺底等与用益物权权能相似的制度,不仅曾在古代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时至近代,这些制度仍存在不失先进性并可为近现代参考和使用的内容。近代以降,与大陆法系法典化的民法制度相比较而言,我国固有法物上用益物权制度的缺陷开始暴露,再难满足现实的需求,我国民法及用益物权制度也由此开始向近代化转变。我国用益物权近代化变革的肇端始于清末。彼时政府企图以立法作为主要手段进行变革,以期通过制定民法典的形式来实现用益物权制度的变革,但未能完全达到变革之目的。民国初年,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各派纷争不断,国家建设停滞不前,国会停摆,新民法典的起草无法完成。在此情形下,作为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院所面对的是立法机关悬虚、现有民事制定法不足、司法审判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而正是这些现实又促使其不得不通过创制民事判例的形式,对移植法和固有法进行整合,最终建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用益物权近代化司法理路。大理院所做之努力不仅维护了我国民法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快速制定《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还为以司法推动法制变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大理院创造的用益物权制度司法变革理路难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初大理院用益物权判例要旨进行史料爬梳,从司法裁判史的角度分析司法力量在推进用益物权制度近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期总结民初用益物权近代化变革司法理路的历史经验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