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先生说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①梁治平先生也在《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中说过：行政权与生俱来具有膨胀天性和违法冲动。②具有行政权属性的侦查权,也有着权力扩张的本质。如果不加以限制,那么会产生巨大的危害。而这一点在我国已经有了血淋淋的教训：杜培武杀妻案,佘祥林杀妻案,安徽叔侄奸杀案等等这些冤假错案就是权力失控的后果,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对侦查权施加了各种限制。纵观中外,对权力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制衡分权体制；第二,以私权利来制约公权力,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约方式,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扩大本国公民的权利；第三,以法律制度来制约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将权力的运行限制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之内。而本文仅从权力制约权力这个角度来展开论述,而司法审查制度正是这种形式的主要体现。司法审查制度是西方国家很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以自然法思想和权力的分立制衡为理论基础,以几百年来法院的判例为实践基础,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着“助推器”和“维稳器”的重要角色。我国的法治建设如果真要与国际接轨,就必然要学习这些经典实用的制度,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并且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注意自身的条件,要做到变通应对。本文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侦查活动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司法审查制度：第一,在事后审查上,确立侦查行为可诉性,由法院来进行合法性审查,再辅之以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第二,在事先审查上,完善检察机关的检察制度,暂不引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