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建设,一直是人们千万年以来以一贯之的追求。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从现有文字记载来看,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今天,道德、道德建设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从思想史来看,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道德理论,但是这些道德理论,要么是局限在思想领域,把道德问题看作是纯粹的思想观念问题,要么是把道德问题看作是纯粹的个人的道德观念问题,很少有哪种道德理论把个人的道德问题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把道德问题看作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的。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道德伦理思想是这样,之后的道德伦理思想大多也是这样。这样的道德思想或理论,其道德建设的理路必然是,局限在思想领域内,试图通过用另一种观念来代替已有观念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道德状况。但是,历史表明：道德说教、理论演绎为主要形式的道德建设不能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道德问题,道德建设必须寻求新的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建设的新理路,这一新理路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可是,《形态》的道德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包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道德伦理思想的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可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道德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的贫乏就可见一斑。而且,即使是涉及《形态》道德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建设理路。问题不只是要显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提出的这种道德建设理路,更重要的还在于显明提出这种道德建设理路的思想依据,即《形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道德思想。为此,本文用了整整一章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道德思想,也就是《形态》创作之前的道德思想的发展,以从思想发展的角度为研究把握《形态》的道德思想作必要的准备。然后,以此为基础揭示《形态》关于道德的基本思想,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变化,具有历史性,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的道德是与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并不具有普适性,任何使某一阶级的道德普遍化的图谋都只能使道德脱离其产生的现实基础而抽象化、空洞化,成为“道德说教”；当然,不同的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地位出发共同接受或反对某一道德观念或道德立场。这些思想也贯穿于《形态》对几种道德思想的批判中。《形态》关于道德的另一重要思想是,道德、观念不是主体,它不会自己发展,所以,道德没有自己的历史。由于道德是人们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映,所以,现实的人就是道德发展的起点和载体,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道德发展的根本动力,道德的未来决定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就像一切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一样,《形态》的道德思想也必然有它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要从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来看,而不能说凡是具有时代性的东西都过时了,就没有当代价值了。《形态》中的道德是人们活动的产物、是存在的反映的思想,道德具有历史性的思想等,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地,应当坚持和继承,而《形态》的道德具有阶级性的思想应当重新表述。《形态》道德思想,总体地看就是一种“道德社会学”。这种道德社会学是《形态》中所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在当前的道德建设实践中,我们应当以这种道德社会学为指导,践行《形态》中提出的道德建设新理路。为了正确理解《形态》对“道德说教”的批判,本文还考察了1846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认为1846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思想中不包含道德教育的内容；认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阶级立场(对无产阶级有利)、对未来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反对削弱工人阶级与现存秩序的对立的尖锐性有关;认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相关文本来看,这一重大变化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之后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的思想中体现出来。本文还对意识的实践的、现实形式即语言的性质、作用进行了思考,认为语言作为物质作用于人的感官时,会对人的意识起作用;同时,语言对人的观念的作用,受到了其他同样作用于人的观念的现实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当语言所表述的观念脱离人的现实生活时,由于现实生活对人的意识、观念的作用,语言就会丧失说服力而对人的观念失去作用。本文认为,《形态》所批判的“道德说教”,是那种脱离实际、与现实生活割裂开来的空洞的、无力的“道德说教”。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利益要求,是彻底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不会反对这种道德教育。在我国现阶段的现实生活中需要道德教育,我们开展道德教育,并不违背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出发的一贯思想,相反却发展了他们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本文认为,把改变道德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与进行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思想的真正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