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哲学素来追求的理想人格特征。冯友兰将它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确定为其人生哲学的思想特质。冯友兰从哲学的定义入手,认为哲学是关于人及其生活本身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的目的与任务即在于帮助人们确立理想人生。人生哲学既是冯友兰学术追求由以产生的起点,也是他毕生学术活动的归宿。因而,人生哲学是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思想核心。一方面,冯友兰接续了宋明理学的传统,认为理想人格必定有玄心,因而是高明的;另一方面,他认为理想人格的实现亦不离人伦日用。冯友兰进一步肯定理想的人格范式应是“高明”与“中庸”的统一;理想的人生态度则是积极求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因此,他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理性成分,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构“理、气、道体、大全”的宇宙形上本体,并在独特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结合直觉(觉解)的方法,建立起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目标,以天地境界为理想境界的人生哲学体系。这样,冯友兰将西方哲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对形上之思和形下实践的结合作了有益探索。冯友兰指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即在于生活本身,对人生觉解程度的深浅即形成不同的人生意义,构成了境界的高低。冯友兰依觉解的深浅区别了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重境界,同时提供了一整套提升与操守境界的一般生活方法和涵养工夫,摆明了当代社会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像大多数现代新儒家一样,冯友兰肩负起沉重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走向的历史担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方式,弘扬了传统哲学的理性精神,为民族生活提供了精神准则。他坚守责任意识、道德意识,以人类理性指导人生活动,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提出了极富时代性的具体的道德生活准则,为人们指明了符合当下现实情境的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