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野来观照整个翻译活动是目前翻译研究的倾向之一。然而,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翻译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不少关于文化翻译的论述和见解都超越了语言和文本,导致翻译本体论的失落,影响了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文化转向之后,关于“翻译是什么”这一本体论研究存在着如下问题：(1)自霍姆斯翻译学研究框架开始,学者们过分重视描写性研究,忽略了翻译本体论的探讨；(2)在一种非理性和极端的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作者死了”,“译者诞生”,文本意义不再是确定的,译者和读者决定意义,恰好与结构主义强调原作者与文本决定意义的翻译观相反；(3)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被不断夸大,随之,“改写论”与“操纵论”成为所谓的翻译本体论,并成为译者不再遵循“忠实”标准的借口。鉴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尝试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视角下重构翻译本体论,因为该理论(1)强调理性交际和相互理解,而不是片面推崇某一主体对意义的主宰；(2)强调各个主体间的共存与对话,而不是片面夸大某一主体的作用。从主体间性观照翻译,即翻译主体间性,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原文作者和译者的间性,即译者通过原文和原作者对话,完成第一阶段翻译任务。二是译者与读者的间性,即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对话。两种对话都借助文本来实现。立足于重构翻译本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观点：(1)翻译是各个主体间包括作者、译者、读者在和谐对话中产生意义的过程。(2)翻译的本体论基础是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脱离原文本,宣扬“作者死了”之类的泛文化思想会脱离翻译学的轨道；(3)翻译的本体论因素是：“趋同”和“存异”,即一方面译者要无限追求对原文的忠实,另一方面主体间对话产生多重意义亦有利于多视角、全方位地理解原文。基于以上对翻译本体论的重构,本研究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德、英三种文本进行对比,并对其英、汉译本进行了本体论批评,目的是发现,怎样的翻译本体论观点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他们在“趋同”和“存异”翻译过程中的体现。研究发现,(1)译者在翻译中持有各自不同的翻译本体论,陈永国认为翻译永远存在“不可译因素”,译者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信、达、雅”,译者处于要么丢失原文要么改变原文的两难境地；张旭东则认为我们应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以找到自身的文化价值,因而翻译是为了让国人了解西方思想。(2)在不同的翻译观的指导下,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陈永国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这使他的译文艰涩难懂,但却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文意义的丰富性；而张旭东更倾向于“归化”策略,使读者容易读懂,但我们却发现了他的译文中存在因“改写”而扭曲原文意义的现象。(3)通过翻译本体论的两个因素来考察各个译文,我们发现译者在“趋同”方面译文存在语言不地道、误读原文和缺乏互文知识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在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直接对话,以及充分对话的重要性；而在“存异”方面,译者在意义协商与表达上存在由于译者的表达习惯与认知结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这种差异大体上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翻译本体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