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网联和手机为标志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了新媒体时代。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占总网民数的81.0％,年增长率为19.1%,现在,中国公民中有36%是网民,网民中又有80%以上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同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以其虚拟性、交互性、即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舆论形成模式和运行规律,公共危机事件通过网络第一时间曝光,能够迅速引爆舆论,造成不可估量的舆论压力。从山西“黑砖窑”事件到陕西“华南虎”事件,从“表哥”、“房叔”事件到MH370马航飞机失联事件,从“7.23动车追尾事故”到韩国沉船事件……新媒体的舆论平台作用日益凸显,政府被置于“全天候”、“全方位”、“无死角”的舆论监督之下,经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冲击和挑战。有些事件本身并不严重,但由于少数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采取了“躲、堵、拖、抓”等不当方式进行处置,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失去了舆论引导的有利时机和主动权。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面对危机事件应对是否得当,影响着公共事件的解决,影响社会稳定,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笔者以为,政府不能停留在“应付”、“应对”层面,而应从转变观念、完善机制、改进方法、整合力量等方面入手,系统提升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概述,主要对新媒体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阐述,对危机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列举了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十分迅捷、传播内容丰富完善、传播方式双向互动、人人都是信息发言人、信息真假不易辨别五大特点。这一部分对新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简单分析,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政府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公共危机信息,政府能够及时发布真实信息,也能够正确引导舆论;同时,也存在政府对网络信息控制度不够,政府信息公开更加透明,政府的反应能力必须得到提升等实际问题,这些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　　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媒体时代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新的传播途径上看,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传播速度完全超越了传统媒体,以往的政府危机管理手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政府单靠传统管理手段还不能够应对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挑战,新媒体信息的高速传播,增加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难度,大大缩短了政府危机公关的准备时间。当前政府存在网络危机管理意识欠缺,政府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落后,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发现危机的专门机构不够健全四个方面的问题,分析了政府低估新媒体影响力、危机预警比较被动、政府存在“自我保护”意识和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不易管控等四个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部分对近年来国内外政府处理热点危机事件的情况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列举和阐述,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处理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做法和湖北省十堰市政府处理8.5洪灾的做法从正面客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阐述,分析其中的成功经验;对韩国政府处理“岁月号”沉船事件的教训和甘肃省兰州市政府处理自来水事故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事件中政府的决策失误以及应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本文最后的提出观点打下了基础。　　第四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首先提出政府必须强化自身危机管理能力,需要建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预警防控机制,公开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以及完善网络新闻发布制度,强化自身应对力。第二政府必须提升媒体监管能力,要强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提升新媒体工作者能力素质,同时制定网络媒体行业规范。最后必须提升公众处理公共危机能力,从培养公共危机意识,培养公众网络自律意识,提高公众应对危机技能三个方面入手,提高全民应对危机和风险的应对能力。　　现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公共危机频发的阶段,新媒体时代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政府及时迅速获取公共危机信息,有利于政府及时发布真实可靠信息,有利于政府进行舆论引导和信息沟通。同时,也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挑战。我们只有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加强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善用网络媒体资源,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保护人民群众权益,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