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乃是一线之两端一体之两面,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死亡都是无法抗拒和逃避的。但是也恰恰由于死亡的存在,才使人充满了紧张感,充满了压力,迫使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现代社会死亡问题愈发凸显,死亡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这迫切要求学术界加强生死学研究,发掘传统宗教与哲学中蕴含的生死智慧,为广大民众提供安顿生命的思想资源。基于孟子和保罗在儒家与基督教思想体系中地位之相似性,本文从时代背景、人性论、生命价值论和生死超越论四个方面,对孟子和保罗生死伦理思想进行对比,管窥儒家与基督教生死伦理全貌之一斑,以期融通中西生死智慧,并为当代社会安顿与提升个体生命,为建构社会终极关怀体系提供思想借鉴。特定的历史时代与生命经历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产生的现实根源。针对特定生存困境的思考,影响了二人生死伦理的不同关怀向度。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战乱频仍杀人盈城盈野,统治阶级内部上下交相争利,对百姓施以暴政苛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杨朱墨翟思想盛行,孔子仁义之道得不到彰显。这一忧患意识,促使他反对战争暴政推行仁政,倡导养民富民和体恤弱势群体的仁政措施,用孔子圣学来教化人心人性。保罗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社会,深受犹太传统与希腊文化双重影响,民族灾难和传统律法遭受的挑战,迫害生命歧视妇女和性道德淫乱的腐化堕落状况,促成了他以神圣教会为载体、用福音拯救万民、超越世俗道德的普世关怀思想。人性论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的思想根基。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是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人性善良之端芽是人心所固有,人性向善是人内在之情。恶并非先天所具有,而是源于人不能对内在善性端芽保存养护,由于大体不能统摄小体放跑了本心,源于外在环境导致善良本性丧失殆尽。经过反身而诚和存养充扩的工夫,可以将四善端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德。保罗则强调人之罪性,认为被上帝所创造的人具有神的形象,因而具有原初之善,但是人类始祖违背神的诫命造成与神隔离,就构成人之原罪。后世之人继承始祖的原罪,人靠遵行律法可以远离恶行,但是并不能摆脱罪的束缚,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凭借基督的恩典,才能获得拯救。人性论之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道德修养论上的区别,孟子主张修身在己,保罗主张拯救在神。但是二人都承认人性的超越性根源,承认人性的软弱性与变易性,承认人性应当得到提升与完善。生命的意义何在?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的落脚点。孟子主张通过修身进德成就独立人格,肩负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平治天下和传承圣学的功业中实现自身生命价值。主体不仅要有存心养性立志圣贤的伟大志向,还要认识到天命的呼召与限制。保罗认为生命因神而获得拯救,罪因神而获得赦免,所以生命的价值在于成就神的事业。因此,每个人应当活在感恩神、效仿神、荣耀神和盼望神的生命态度中,通过信靠基督做神的义器,通过与神同工来转化世俗生命,真正活出有价值的生命。孟子通过仁心推扩来成就内圣外王的历史功业,保罗则是通过神的拯救来成就义人的人格与神圣事业。但是二人都承认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都强调生命的责任与使命,强调工作对于生命的意义,强调苦难对于生命成长的正面价值。有限的生命如何超越死亡?这是是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的终极关切。孟子主张通过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一系列修养工夫,来实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超越生死境界,通过建立功业来实现历史的不朽。保罗则强调通过对神的委身,通过与神同工,依靠与圣灵相结合来超越人的有限性,通过死后复活来获得生命的永恒。在超越的前提与基础上,孟子从人禽之别与天人合德出发,保罗则从神人相别相像出发;在超越的动力上,孟子主张以心为主宰自我振拔,在人伦日用之间实现生命的转化。保罗则强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做神的义器中藉着神的恩典,在普世博爱中转化世俗生命,进而达到与神同在的超越境界;孟子要达到的目标是成就圣贤的品格与功业,在历史中实现不朽。而保罗要达到的目标则是实现死后复活和来世永生。尽管两人存在上述分歧,但是他们都主张用有限生命与无限精神相结合来安顿与提升生命,用精神的不朽超越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对于当代社会具有诸多启迪。就个体而言,博爱怜悯之心与独立的人格,对永恒事业的执着追求,是我们现代人尤其不可缺少的;有了精神信仰才能超拔现实中的苦难,获得幸福感,才能防止生命的堕落与沉沦,人生才有目标与使命感。就社会而言,国家既要从现实层面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也必须把死亡的尊严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同时还需要把生死教育作为国民的终身教育予以普及,既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也要吸收和借鉴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生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