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是对当今公共管理两大潮流的回应,一方面,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逻辑已然发生根本转变,公共危机的频发使政府应对危机与推动财富增长变得同等重要。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的政府能力尤其是政策能力的下降已经引起多国领导人的普遍忧虑,政策能力的研究正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中得以兴起,而风险社会的来临更加凸显重构政策能力的紧迫性。当今世界,任何政府不能直面和应对“在危机中”的生存语境,将意味着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成为理解和治理公共危机的关键要素。政策能力是通过资源配置做出符合公共目的的明智的集体选择的能力,以整合和增进社会利益,尤其体现在危机时刻能够做出改变现状、矫正较大偏差且更具战略意义抉择的能力,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这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体现,也与公共危机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在把握公共危机的含义和本质基础之上建构了公共危机治理整体性框架,从社会转型的社会风险治理、突发事件中应急管理和面向风险社会的深层危机根源治理三个相互关联的层级和过程切入,考察这些过程中的政策能力存在的问题以及寻求其政策能力重构路径。第二章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多角度理论透视社会转型、全球化、新媒体、风险社会四个理论视角的充分检视呈现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现实的形成原因、作用机理和影响后果,也为探索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治理路径做了较为完整的背景阐述。发达国家目前主要面临的是后工业转型,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更为艰难的时空压力下去处理现代化进程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调适关系,压缩性的复合社会转型是当前我国社会风险累聚和危机频生的主要源头。全球化对公共危机的跨国界化、政府权威和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改变了危机型态,释放人类互动性社会参与和表达欲望,促生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格,也改变了人们风险和危机的感知和助推了“舆论引爆”。风险社会理论更加深刻反思现代科技发展对我们所处环境的灾难性破坏,乃至对现存制度、政策和价值的重构。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更是加剧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特征。整体而言,我国“压缩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决定了我们处于一个时间与风险赛跑的时代,也决定了我国财富分配逻辑仍然占据主导,这是对我国社会风险以及公共危机治理社会背景的总体性判断。第三章公共危机与政府责任危机与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危机内在地要求责任担当,而政府责任不当履行也会诱发危机。政府责任的重心经历了从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到社会责任的历史转变过程,我国当前政府责任以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制度责任和生态责任最为重要。但是,我国政府责任内容的“泛经济化”偏失和政府责任实现机制的“泛政治化”特性存在诱发公共危机的风险。我国政府责任结构失衡、能力缺失和实现机制的失调是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不断累聚和公共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无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合理界分还是官员考核晋升体系的改革完善都需要借助公共政策制定与调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重构政策能力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基本路径。第四章公共危机与政策能力公共危机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密切。公共政策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危机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触发机制,应对公共危机是现代公共政策的显著特征,但是公共危机中的政策应对困境显著,因此重塑公共治理理念和提升公共政策能力是治理公共危机的主动策略。政策能力是政府通过资源配置以做出符合公共目的的集体选择的能力,旨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持续增进全体国民的尊严和福祉,提高国际上的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政策的利益协调能力、增量选择能力、战略抉择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从治理能力框架而言,政策能力是国家能力和行政能力的重要中介,政策能力是治理能力的核心所在。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在建构其整体性治理框架基础上进行风险治理、应急治理和危机治理。第五章政策能力重构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政策能力重构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内在联动式治理。首先,主动治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根本之道,是一种主动接受风险的治理策略,政策能力重构侧重于优化宏观性制度建设层面,需要进一步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打造责任政府、加强法治建设,构建有限政府、调整国家与和社会的关系,优化国家能力、构建转型战略政策平台,实施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战略、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次,加强应急管理中的政策能力建设,这是一种被动而又现实的风险治理策略,应该推行国民应急教育政策,提升社会整体的抗逆力、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系统实效性、进行快速反应和意义构建,减轻社会后果、推动政策学习与变革,促进政策优化。再次,由于现代性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现代化转型也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之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挑战,走出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危机,需要对其影响下的政策环境进行再认知、重塑风险社会下的政策伦理和价值、推进科技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社会化、建构合作、责任和前瞻的公共政策模式、实施事实与价值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等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