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词“于”、“於”是上古汉语中出现较早、使用频率较高、语法功能丰富的介词，但是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既可以并用，又有独特个性，因此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是研究角度不够全面，而且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鉴于此，本文从内外因两个角度、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讨论影响介词“于”、“於”使用的因素，进而探究它们的本质关系。我们首先以时代为主线运用穷尽性统计的方法探究介词“于”、“於”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使用情况，发现西周时期是介词“于”的全盛时期、介词“於”的萌芽期，以使用介词“于”为主；春秋时期是介词“于”由盛转衰、介词“於”由弱转强的发展时期，仍以使用介词“于”为主；战国初期介词“于”、“於”的使用较为混乱，属于介词“於”开始替代“于”的时期，因此不同文献中介词“于”、“於”的使用情况不同；战国中期以后，介词“於”的使用数量远远超过介词“于”，占据了绝对优势，介词“于”、“於”在两周时期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嬗变过程。通过探究两周时期不同文献中介词“于”、“於”使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发现介词“于”、“於”的使用除了主要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地域、语料来源、语体、载体、文体内容等的影响。然后我们从语法语义功能、语法位置、和宾语的搭配、和谓语中心语的结合四个方面讨论影响介词“于”、“於”使用不同的内因，试图揭示介词“于”、“於”的本质关系。在语法功能上，二者都可以用来引介处所、引介对象和引介时间，介词“于”在引介处所方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介词“於”在引介对象方面更胜一筹，介词“於”不但拥有介词“于”具有的旧功能，而且具备介词“于”所没有的新功能，语法语义功能更丰富。在语法位置上，介词“於”和“于”都以用在谓语中心后做补语为主，在谓语中心前做状语以用介词“於”为主，而且随着汉语介词结构的前移，介词“於”用在谓语中心前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在和宾语、谓语中心语的搭配上，也许是因为介词“于”、“於”的兴盛时期有早晚之别，而汉语词汇、汉语语法不断有新的发展，因此介词“於”的宾语和谓语中心语的形式更灵活多样。总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介词“于”、“於”在语法功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不同是由时代的不同而造成的，介词“于”和“於”是同一个词先后产生的两种不同形式，介词“于”拥有的是这个词的旧有功能，而介词“於”更多地承担了其新兴功能，并逐渐替代介词“于”。